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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商家被“AI索赔”盯上 新型造假碰瓷如何治理？
央广网北京6月15日消息(总台记者周益帆 俞翔)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AI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AI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致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AI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与举证精力，维权困难。
据了解，多家平台近日推出了相关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AI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杨某某利用AI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致病”为名敲诈餐厅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说：“两家店的店长是熟悉的朋友，他们闲聊的时候发现，你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高度相似，可能就日期改了改。他们就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王浩同说：“嫌疑人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其次，嫌疑人所提交电子发票很明显是一个税票，盖有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AI工具生成的。
王浩同说：“我说他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AI(工具)生成的，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方式向四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AI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类似的“AI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不久前，他刚经历过一次“AI索赔”。
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记者，在日常经营中，面对这种恶意骗赔行为，商家维权十分困难
韩先生说：“有一个顾客(发现)我们汉堡里有一根毛发，那张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最简单的(破绽是)如果有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但(照片上的毛发)特别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毛发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联系了平台的消费者客服，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就强制给退款了。”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AI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橘子说：“图片连AI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图片上确实有污渍，但右下角也写了是AI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时有检查的全程录像。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危机，可能发货时就不会用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也不用说。其次，如果没有打AI水印，这一单我们就可能真的以为是产品的问题，他退了货，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就是十多元。再加上是质量问题退款，会影响到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店铺评分，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有外卖平台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据记者了解，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风控规则+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套系统的底层是一个基于亿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的AI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行为、订单特征、评价语义等多维特征。AI伪造食品安全凭证、不同人反复使用同一张索赔图片、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对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实现秒级标记。”
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可疑图片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AI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系统)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AI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韩先生说：“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在平台有过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或申请保险理赔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多位受访者认为，想要从根源遏制AI恶意索赔乱象，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AI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赵占领说：“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如果多次实施，累计金额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通常是三千元以上，是构成诈骗罪。要注意，即便单次金额小，但跨平台针对不同商家、连续有类似行为的，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如果只是虚构图片，去网上投诉、要求退款等，涉嫌构成诈骗罪。但如果还以‘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是涉及敲诈勒索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AI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黄尹旭说：“在规则上，对于这样一些使用AI造假的索赔，(需要)能够有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数额较大、涉及犯罪，公安也要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识别能力，当然这需要监管部门、平台、商户进行多方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教育，自觉抵制这样的造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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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尹旭说：“在规则上，对于这样一些使用AI造假的索赔，(需要)能够有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数额较大、涉及犯罪，公安也要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识别能力，当然这需要监管部门、平台、商户进行多方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教育，自觉抵制这样的造假行为。”
当华语电影市场被动辄数亿投资的工业大片占据主流视野，当青年导演的创作屡屡陷入“资本适配”的困境，南鑫执导的《去马厂》以一种近乎“逆行”的姿态闯入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一举拿下主竞赛单元“一种立场”奖时。这部质感朴实的影片，不仅重新呈现了县城生活背后的荒诞结构，也以其反工业化的创作路径，为中国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它的成功绝非偶然的奖项认可，而是对电影创作本质的回归，是对行业固化模式的颠覆性挑战，其在创作范式、表达维度与行业启示上的价值，足以成为中国低成本独立电影的标杆。
创作范式的革命：反工业化路径的行业范本
在电影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去马厂》所展现出的创作路径，几乎成为对既有行业惯性的直接回应。影片在启动之初就面临不被投资方看好的现实压力，但团队并未因资源紧张而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在可控范围内建立自洽的生产方式，以极高的执行韧性实现创作落地。制作过程中的“反程式化”气质，并非来自粗制滥造，而是源于团队对于“创作本质”与“资源结构”的清醒判断：在有限条件下坚持表达优先、叙事优先、生活经验优先，从而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电影方法论。
这一方法之所以能被完整执行，离不开制片团队的核心支撑。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制片团队不仅承担统筹工作，更化身“资源整合者”与“问题解决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创作成本，为非专业创作参与者提供引导以保障叙事逻辑连贯，针对技术条件短板制定解决方案减少损耗，在后期阶段与导演深度协同把控作品节奏与风格调性。可以说，《去马厂》的“反程式化”并不是对工业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在独立语境下对“更高效、更贴近创作灵魂”的生产模式的主动选择。
行业内长期存在着“资源决定作品高度”的固有认知，青年导演往往陷入“找投资-改剧本-迎合市场”的恶性循环，而《去马厂》用实际成果证明：电影的核心从来不是昂贵的设备与精致的包装，而是创作者对生活的真诚洞察与表达欲。南鑫将拍摄地选在自己熟悉的河南灵宝老家，就地取用油腻饭局、廉价KTV、尘土飞扬的街道等原生场景，演员则由亲友和自己担纲，方言对白与生涩的肢体动作消解了表演的痕迹，让影像回归到“记录生活”的本质。这种“极简创作”的范式，为资源有限的青年导演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当工业资源无法企及，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与表达欲，才是电影最珍贵的内核。
更具行业意义的是，《去马厂》的创作并非单纯的“省钱”，而是一种主动的伦理选择。南鑫坦言“不懂的部门就取消”，这种看似“粗放”的创作逻辑，实则切断了资本对创作的潜在规训。当多数创作者在创投会上追逐商业大饼，试图用炫技的镜头和套路化的剧情讨好市场时，《去马厂》用固定机位长镜头记录下寿司店门口主角三人的尴尬对话，用真实的画面呈现小镇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欲望的迂回。这种对“创作本真”的坚持，让电影重新成为表达自我的载体，而非资本增值的工具，为独立电影的创作伦理树立了新标杆。
艺术表达的突围：县城叙事的行业新维度
《去马厂》在艺术表达上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朴实的美学风格，更在于它为华语电影的县城叙事开辟了新的维度，填补了行业对县域女性生存状态关注的空白。此前的县城题材电影，多聚焦于男性的迷茫与逃离，或是对乡土情怀的怀旧式书写，而《去马厂》将镜头对准了县城中年女性的“牢笼困境”——影片中的珊珊逃离无性婚姻，试图通过直播创业实现经济独立，却在男性主导的利益纠葛中被骗财骗色，最终看似和解的结局里，道尽了小镇女性在传统枷锁与流量幻觉间的艰难突围。
这种对县城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度挖掘，打破了行业内对县域叙事的刻板印象。以往的作品中，县城女性往往只是男性故事的配角，或是被符号化为“留守者”“受害者”，而《去马厂》中的珊珊既有脆弱的一面，更有主动抗争的韧性：她敢于摆脱无爱的婚姻，敢于尝试新兴的网红经济，即便最终失败，也展现了县域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去马厂》让行业看到，县城叙事并非只有男性的焦虑与乡愁，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挣扎，同样是值得被书写的重要母题。
影片的镜头语言也为行业提供了新的美学参考。团队坚持不分切镜头，用长镜头凝视生活的“熵增”——饭局的冷场、错位的调情、无意义的寒暄，这些看似“尴尬”的瞬间，恰恰是小镇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种“尴尬美学”的运用，区别于行业内常见的戏剧化冲突设计，让观众在冗长的镜头中体味小镇生活的荒诞与痛感。当其他导演试图用快节奏的剪辑制造感官刺激时，《去马厂》用慢下来的镜头让观众直面生活的本质，这种独特的美学表达，为华语电影的镜头语言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行业价值的重塑：独立电影的生存新可能
《去马厂》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获奖，不仅是对影片本身的认可，更在行业层面引发了对独立电影生存模式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独立电影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困境，要么陷入自我表达的小众化，要么为了市场妥协创作，而《去马厂》证明了低成本独立电影既可以保持艺术的纯粹性，也能获得行业的专业认可，甚至引发广泛的讨论。
评委会为影片颁发“一种立场”奖时明确表示，奖项的授予是对其低成本下创作态度的鼓励。这一评价精准点出了影片的核心行业价值——它用受限的创作条件完成了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其意义远超作品本身的艺术呈现，更在于为资源匮乏的青年创作者提供了“以诚意对抗限制”的范本。《去马厂》的成功让行业意识到，独立电影不必追求工业化制作标准，不必刻意迎合主流审美，只要扎根真实生活、用真诚表达触碰社会现实，就能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去马厂》也为导演的创作提供了“在地化创作”的启示。团队扎根于家乡经验，用熟悉的地域空间和人物故事构建叙事，这种“在地化”的创作方式，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质感，也避免了独立电影常见的“悬浮感”。在行业内不少青年导演试图模仿国际电影节的叙事套路，追求“普世性”而失去本土特色时，《去马厂》的成功证明：最具共鸣的表达，恰恰源于对本土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在地化”的创作路径，为青年导演指明了方向——与其追逐虚无的国际潮流，不如深耕自己的生活土壤，从身边的人和事出发，构建属于中国的电影叙事。
结语：泥土里开出的电影之花
《去马厂》并非一部十全十美的电影，角色的设定和非戏剧形式的表演引发了一些行业争议，但这些“不完美”恰恰构成了它最珍贵的特质。这部摒弃工业化流程的作品，如同从泥土里开出的花，虽不娇艳，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在行业内的成功，不仅在于斩获了FIRST影展的重要奖项，更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电影创作的可能性：电影可以不必依赖资本的加持，不必遵循工业化的流程，不必迎合市场的口味，只要创作者有表达的欲望和对生活的真诚，就能拍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在华语电影工业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去马厂》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行业对资本的过度依赖，也照见了独立电影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既需要大制作的工业大片撑起市场的骨架，也需要这样扎根泥土的独立作品，为行业注入鲜活的血液与真实的灵魂。同时也将激励更多青年导演勇敢地走出资本的桎梏，用镜头去记录那些被忽视的生活，去表达那些未被言说的心声——这，才是《去马厂》留给行业最宝贵的财富。（作者：张伟）韩璐(EN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