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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1980年，曹禺先生受邀访美，哥伦比亚大学出资排演英语版话剧《北京人》欢迎他。我很幸运被选中参演，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表演时不自觉流露，演出获得中西方报章高度评价。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根脉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演出也是我表演生涯的高峰。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独特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戏剧界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记者：您近年来为什么专注粤剧的发扬光大？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守护人文价值？

　　毛俊辉：粤剧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戏曲之一。香港粤剧发展尽管有特区政府扶持和老观众支持，但创新不足，作品重复较多。所以我近年专注研究香港粤剧，改编传统粤剧《百花亭赠剑》获得香港赛马会资助，曾在两届“香港艺术节”演出，并在内地巡演，这些都证明市场和观众对戏曲创新的需求和认同。

　　AI确实给戏剧创作带来危机。近年一些戏曲表演生硬拼接新元素，演员在单纯的执行要求中失去自我，很容易被AI取代。戏，是整个团队的创作项目，演员的表演更是它的核心。AI能做好程序化表演，但演员与创作团队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观众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才是戏剧艺术的真正灵魂。这是AI做不到的。

　　对年轻一代戏剧创作者来说，中西方都要学，方法要科学化、不盲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入手，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才有文化身份与文化自信。戏剧创新不是堆砌新元素，而是要将可传承发展的东西，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重新活化起来，打开表演空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名家袁雪芬女士借鉴昆曲的美、话剧的真实感来提升越剧，使越剧成为深受欢迎的新一代剧种。(完)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今日官方发布行业最新通报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1980年，曹禺先生受邀访美，哥伦比亚大学出资排演英语版话剧《北京人》欢迎他。我很幸运被选中参演，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表演时不自觉流露，演出获得中西方报章高度评价。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根脉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演出也是我表演生涯的高峰。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独特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戏剧界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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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导演毕赣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雪儿实习生马思洋

11月22日，导演毕赣的新电影《狂野时代》上映。这距离他2016年上映的《路边野餐》，正好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很多变化。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超过该年内地电影市场的总规模。与此同时，毕赣仍然在坚持做一个“小众”的艺术电影导演，一如十年前。

“很多人问我说，你拍电影，但现在观众越来越少，电影行业不好。我的回答都很简单，拍电影是因为喜欢电影。”毕赣说，十年间，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节奏——不追逐热点，不频繁露面，投入生活。

这位青年导演家境普通，妈妈开理发店，奶奶开麻将馆，爸爸是个司机。在26岁时，他导演了《路边野餐》。凭借这部在亲人、老师和朋友的资助下完成的影片，他在33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3个奖项。

就在几个月前，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坚持要设立一个奖项给他的新作《狂野时代》，她说它打开了一场梦，你需要去猜想它的意义。“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没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打破语言屏障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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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的电影具有极强的作者主观性，他擅长把现实、幻觉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复杂的长镜头和诗歌一般的对白是他的标志，他形容自己的电影是把无数的拼图扔给观众，靠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拼凑出一种可以共通的情感。十年间的三部电影标记着他与时间、记忆、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对话。

《路边野餐》的拍摄地，是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1989年，他出生在这里。毕赣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爱听故事的小孩”。每到亲戚家，他就会拉着人讲故事，而故事最后常常以鬼故事收尾。这让他很早就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讲述视角。

他从小跟奶奶长大，奶奶在生活上要求严格，但在精神世界上从不限制他，“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从来不会考虑应该遵循什么规律。”

妈妈开的理发店距离奶奶家很近，成为毕赣观察人的另一个通道。理发店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闲聊的环境培养了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普通人看似平淡的对话中，毕赣能够捕捉到他们生活中的诗意时刻。《路边野餐》让他成名后，有个表哥忽然开始和他聊艺术，提到路遥书中“一个人花了自己的一生买了一头牛”的情节，觉得特别感动。“那一下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他的诗意是绽放式的，他绽放完了可能就要回到他的轨迹上，而我因为幸运，所以可以不断地触发这些灵感。”

读大学时，他只想离家远点。在那之前，他没出过贵州，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贵阳。后来，他选择去要坐24个小时绿皮火车才能抵达的太原读电视编导专业，没想过当电影导演，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回当地的电视台工作。

山西传媒学院教师丁建国是毕赣的大学老师，也是《路边野餐》重要的投资人之一，丁建国仍然能回忆起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学生，早早开始在影片中表达某些终极议题——关于人的存在、时间与梦。

那时丁建国组织学生作业集中放映，毕赣的影片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在同学们拍摄故事多是校园生活时，毕赣已经用打散的时间线讲人的孤独，讲他对空间的感知——学校里有人欣赏，也有人说“不懂”。

后来在交流中，丁建国才知道，初中时，毕赣就开始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理由很简单——小城的书店里就摆着那些书。毕赣说，“说实话那时也看不懂，现在也未必真懂”，但这些哲学的书籍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想找到那些哲学命题的答案，“最后找到了艺术这个途径”。

在那家书店里，毕赣还读了《白鹿原》《挪威的森林》，以及张爱玲的书等，这家小城里的书店成为了他创作最重要的启蒙地。

后来，一位同学给了他一本《书城》杂志——“如果我唱它就是一首歌，如果我不唱它就是一首诗。”书里汤姆·维茨的这句歌词让他震撼，奶奶随后为他订阅了《书城》。

他开始写小说，初中时，受到港台流行歌词的影响，写了一些类似诗歌的文字。

在高中时，毕赣有个同桌，两人经常比赛写故事。“有一期写的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写的是一条河，河里面有个河神，然后河神和上面放的祝愿的灯产生了爱情。"

直到今天，当有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始终有保持“小众”电影的勇气，他直接反驳：“需要勇气的前提是害怕。但我不害怕成为一名非主流的艺术片导演，所以我不需要用勇气来保持小众。”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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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电影的评论区，有人会直接评价不懂，有人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思。

他说，自己的电影启蒙来自“周星驰”，也曾“看不懂”一些艺术电影。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这位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是很多学电影学的学生第一次“看睡着”的电影。

毕赣为了批评这部电影，强迫自己每天看一小段，花了半个月才看完，最后一天看完，他突然找到了电影美感是什么，但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对话。

在大学时，他写诗，也念给丁建国听。丁建国任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习”，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挂科，拿到毕业证。”

大学时光，他总共看了5000多部电影。毕赣说，自己后来习惯用长镜头表达和打游戏相关，因为游戏多数是“第一视角，一镜到底”

在丁建国看来，毕赣或许从那个时候就建立了自己对电影的审美。

大二时，他用姑妈给的一万元拍摄了第一部作品《老虎》。毕赣带着4个同学回到凯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最终完成的《老虎》一半素材没有声音，到处穿帮，他迷茫过，“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毕业后，毕赣和录音师在贵阳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很快以倒闭告终。他们搬进毛坯房，拍出了《金刚经》，并在国内的一些影展上获奖。与此同时，家人希望他找份稳定工作。

“他后来考了爆破员证，想去炸山。”丁建国回忆道。看到自己眼中"天分最高的学生"可能荒废才华，他前往凯里与毕赣父母沟通。

丁建国把毕赣接回太原，租房让他专心写剧本，拿着他的诗集，到处找投资，但当时没有投资方愿意给这样一个年轻人机会。

但丁建国觉得，《路边野餐》必须要开始拍了——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欲。丁建国描述那时的拍摄条件，“组里二十几个人租民居，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没钱住酒店”“拍摄设备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经费紧张时，丁建国一点一点地支持。后来毕赣母亲也出资2万元支持。

《路边野餐》粗剪完成后，才有影视公司找到他们，愿意追加投资。而后，才开始了毕赣看似“一帆风顺”的职业导演生涯。

如今的毕赣回顾二十岁出头那段日子，并不觉得自己是“义无反顾”地拍电影。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考虑赚钱和生存。奶奶曾为他找好工厂的工作，姑妈安排他去车站上班，但真要去报到时，他还是选择离开。

拍电影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意识到，人生很长，“要什么”可以慢慢寻找，但“不要什么”必须坚决。

如今丁建国仍然在大学教书，他看到不少有天分的学生，也犹豫是否该像挽留毕赣那样挽留这些学生，他总要让这些学生先能生存，“哪怕未来再回来拍电影”。

毕赣在大学时期曾差点放弃拍电影，但他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去面对失败，“我也每天很害怕，很担忧，但失败了以后要再来一次，因为我的目的是拍好电影。”

2018年完成《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才开始理解“电影工业”，“规矩地拍”。

谈及与前作的区别，毕赣形容“野餐”好像一颗好宝石没有被打磨，但“地球”像用很好的工艺手段，把一颗没那么昂贵的宝石变成一个好的宝石的样子。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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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他说，自己想讲的话在电影里已经讲完了。此后，他7年没有再拍长片。

这7年间，毕赣拍了一个广告，为一个猫粮品牌，拍了7天，准备了3个月，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毕赣开玩笑，他靠赚零花钱，非常少的成本维持着团队的运转。

“突然有一天，我想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谈及新作《狂野时代》的创作契机，毕赣说，他逐渐意识到世界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下，艺术与人心灵的距离正在拉近，“在平静的年代，艺术可能更多承担的是美的功能。”

《狂野时代》是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用线性的时间叙述，而是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加上意识，构建了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篇章，“人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感官建立的”，但毕赣对当代人生活状态的观察是：“试着三五天不碰手机，你会自我感知到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他认为，现代人最可怕的不是虚无，而是“参与感弱化”，“信息繁殖到一定程度，真伪已难以分辨，人们也不再关心真假。信息成了主观情绪的宣泄载体，这是很可怕的。”

有人说，毕赣选择用易烊千玺做新片主角，是一次冒险又大胆的选择。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演员，和一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片导演，看起来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多年来，他一直在回应这样的担心——艺术片导演一旦和商业走得太近，就容易失去自我。毕赣并不回避选择“明星演员”所能带来的好处，“一个演员有号召力，并且有演技，就会被很多项目作为最优选。”

面对过去十年电影市场的变化，毕赣表示创作逻辑始终未变，“拍电影只是因为我喜欢拍电影”，电影行业目前处于调整期，关键是思考“拍什么”和“看什么”的问题。

他说，简单地做电影，“电影再复杂，核心仍是朴实的情感。”【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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