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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张志国：为何可用《易经》方法解读阴山岩画？

　　呼和浩特6月26日电 题：为何可用《易经》方法解读阴山岩画？

　　——专访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张志国

　　记者 李爱平

　　阴山岩画，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其创作年代历经数千年，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共同创作的绵长画卷。

　　蜚声中外的阴山岩画，应如何解读？从《易经》的视野出发能阐析出何种内涵？“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张志国。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对阴山岩画的解读，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志国：对阴山岩画的关注与解读，始于20世纪70年代，距今约半个世纪，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现性解读，以考古学家、岩画学家盖山林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阴山岩画》为代表。盖山林是当代学者中发现并研究阴山岩画的第一人，他不仅长期不懈地对阴山岩画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对岩画的创作年代、创作题材划分归类。其中崛起于战国时期的匈奴民族在阴山南北驻牧时间最长，阴山岩画中许多精美之作都出自匈奴人之手。

　　第二阶段的解读以盖山林、盖志浩合著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2002年出版)为代表，是阴山岩画的对比研读阶段，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典籍的相关记载，与阴山岩画互为印证，挖掘阴山岩画的内在文化内涵，例如动物岩画、太阳神岩画、神兽岩画与《山海经》等的对比研究。

　　第三阶段即现阶段，对阴山岩画的解读进入揭示文化脉络的新阶段。即运用中国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的原理和方法阐释阴山岩画的文化内涵。

崖壁上的阴山岩画。受访者供图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到运用《易经》的视野、道理解读阴山岩画的？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与可行性如何？

　　张志国：我考察研究阴山岩画20余年，撰写了《阴山岩画与“易经”的同一性研究》《阴山岩画的文字意蕴》《阴山岩画群的两片式分布及其成因》《运用易经方法、道理解读阴山岩画》等多篇学术论文，对阴山岩画与《易经》同源同质的认识逐步清晰并不断加深。

　　《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被誉为“群经之首”或“群经之始”，如若能把阴山岩画中蕴含着的《易经》文化揭示出来，加以确认，其意义不言而喻。

　　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研究岩画，是盖山林早就倡导与实践的有效途径。盖山林、盖志浩所著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一书，运用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与阴山岩画动物图案的比较研究，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印证，辨析它们在构图、风格、题材、时代、作者等方面的一致性。

　　盖山林还就岩画中的面具、太阳神以及车子车轮等画面与古代神话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岩画往往是神话的载体，而神话却是岩画的说明”，此外，对岩画与符号、岩画与文字、岩画与宗教、岩画与民俗、岩画与美学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对比研究。简言之，将比较的方法用于岩画，是一种正确可行的方法。而阴山岩画与《易经》的比较研究，也是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继续与深化。

阴山岩画。受访者供图

　　记者：您曾撰文说，用《易经》的道理以及典籍所透露的文化信息，从整体上对阴山岩画作出解释，能开辟出一条研究阴山岩画的新途径，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张志国：艺术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反映，追寻阴山岩画创作的动机、缘起与历程，必须依据其发端与演化的时代背景，而恰恰在这上面，阴山岩画与《易经》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阴山岩画的创作者包括匈奴及其先祖，其与《易经》的创作者周文王及其先祖，相互之间有着行踪上的交集。匈奴民族在阴山南北生息繁衍约千年，并建立了北方草原第一个奴隶制游牧政权。在磴口县境内格尔敖包沟有一幅巫师舞蹈岩画，中间是一位狂热的舞者，其周围则是被肢解了的人面、鼻子、牙齿、动物，显示了巫师具有肢解人和动物的非凡本领。盖山林先生认为“这幅画可以把我们引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显然是那个时期生活在阴山一带的匈奴人所创作。

　　在此期间，周人也经历了不窋失官、公刘居豳、亶父迁岐、季历罹难、文王被囚等变故，而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中原地区一个王朝。周人从不窋开始，直到古公亶父去豳迁岐，“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两个民族共存共生，历数百年，相互之间存在彼此的交融和影响。

阴山岩画细节拓印图。受访者供图

　　也就是说，包括匈奴民族在内创作的阴山岩画与周人创作的《易经》，是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诞生并走向兴旺的，存在着相互渗透交融、彼此促进发展的必然性。

　　此外，阴山岩画肇始于上古，兴盛于中古，延续于下古，与《易经》在创作时间上相合，是同时代的产物。《易经》的创作“人历三圣，世历三古”，由伏羲氏首创八卦，周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到孔子时给《易经》作传，使之成为一部经传合一的文化经典。

　　阴山岩画的创作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留存至今的岩画作品时间跨度前后约1万年，阴山岩画与《易经》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阴山岩画与《易经》作为中华民族一元多体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分支，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关联，对二者的研究，可以采用类比的方法。

　　盖山林曾撰文《岩画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曾引用《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二元对立思维其实就是《易经》开创的太极阴阳思维。班澜、冯军胜合著的《阴山岩画艺术论》也曾对阴山岩画的阴阳对立观念进行过论述。

2026年4月3日，“千里阴山·千古岩画”巴彦淖尔阴山岩画艺术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展。图为参观者观看油画作品《岩画集》。记者 王磊 摄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易经》是解读阴山岩画的一把钥匙？

　　张志国：阴山岩画与《易经》都是象的系统，具“观物取象，以象尽意”特点，将《易经》这把钥匙拿来用于打开阴山岩画这把锁，即以类比的方法揭示阴山岩画的奥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新途径。

　　阴山岩画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岩画，据专家考证，呈现于岩画中的山间野生动物多达40多种，而《易经》卦爻辞中也有许多取象动物的断辞。例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坤卦卦辞“利牝马之贞”，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等。卦爻辞中的动物一般都与六十四卦的卦象对应，本身具有象征意义，阴山岩画中的动物画具有同样的表意功能。

　　《易经》与阴山岩画，一个是以象尽意，一个是以画尽意，艺术创作的本体都是“画象”。阴山岩画中的圆形图、同心二环图、同心三环图和原点外围圆图，与《易经》中的无极图、太极图所表达的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哲学意味异曲同工。阴山岩画中的双羊对立图和双羊上下叠加图都与《易经》中的阴阳鱼太极图所蕴含的哲学思维一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象表达。(完)

　　受访者简介：

张志国。受访者供图

　　张志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人。现为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著有岩画考察研究专著《阴山归来不见山》，长篇小说《河套剿匪记》，作品在《千高原》《西部散文选刊》《中国岩画》等报刊发表。编撰、校勘地方史志文献多部。

昨日行业协会传递行业新动态东西问｜张志国：为何可用《易经》方法解读阴山岩画？

　　呼和浩特6月26日电 题：为何可用《易经》方法解读阴山岩画？

　　——专访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张志国

　　记者 李爱平

　　阴山岩画，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其创作年代历经数千年，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共同创作的绵长画卷。

　　蜚声中外的阴山岩画，应如何解读？从《易经》的视野出发能阐析出何种内涵？“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张志国。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对阴山岩画的解读，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志国：对阴山岩画的关注与解读，始于20世纪70年代，距今约半个世纪，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现性解读，以考古学家、岩画学家盖山林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阴山岩画》为代表。盖山林是当代学者中发现并研究阴山岩画的第一人，他不仅长期不懈地对阴山岩画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对岩画的创作年代、创作题材划分归类。其中崛起于战国时期的匈奴民族在阴山南北驻牧时间最长，阴山岩画中许多精美之作都出自匈奴人之手。

　　第二阶段的解读以盖山林、盖志浩合著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2002年出版)为代表，是阴山岩画的对比研读阶段，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典籍的相关记载，与阴山岩画互为印证，挖掘阴山岩画的内在文化内涵，例如动物岩画、太阳神岩画、神兽岩画与《山海经》等的对比研究。

　　第三阶段即现阶段，对阴山岩画的解读进入揭示文化脉络的新阶段。即运用中国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的原理和方法阐释阴山岩画的文化内涵。

崖壁上的阴山岩画。受访者供图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到运用《易经》的视野、道理解读阴山岩画的？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与可行性如何？

　　张志国：我考察研究阴山岩画20余年，撰写了《阴山岩画与“易经”的同一性研究》《阴山岩画的文字意蕴》《阴山岩画群的两片式分布及其成因》《运用易经方法、道理解读阴山岩画》等多篇学术论文，对阴山岩画与《易经》同源同质的认识逐步清晰并不断加深。

　　《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被誉为“群经之首”或“群经之始”，如若能把阴山岩画中蕴含着的《易经》文化揭示出来，加以确认，其意义不言而喻。

　　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研究岩画，是盖山林早就倡导与实践的有效途径。盖山林、盖志浩所著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一书，运用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与阴山岩画动物图案的比较研究，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印证，辨析它们在构图、风格、题材、时代、作者等方面的一致性。

　　盖山林还就岩画中的面具、太阳神以及车子车轮等画面与古代神话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岩画往往是神话的载体，而神话却是岩画的说明”，此外，对岩画与符号、岩画与文字、岩画与宗教、岩画与民俗、岩画与美学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对比研究。简言之，将比较的方法用于岩画，是一种正确可行的方法。而阴山岩画与《易经》的比较研究，也是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继续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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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曾撰文说，用《易经》的道理以及典籍所透露的文化信息，从整体上对阴山岩画作出解释，能开辟出一条研究阴山岩画的新途径，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张志国：艺术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反映，追寻阴山岩画创作的动机、缘起与历程，必须依据其发端与演化的时代背景，而恰恰在这上面，阴山岩画与《易经》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阴山岩画的创作者包括匈奴及其先祖，其与《易经》的创作者周文王及其先祖，相互之间有着行踪上的交集。匈奴民族在阴山南北生息繁衍约千年，并建立了北方草原第一个奴隶制游牧政权。在磴口县境内格尔敖包沟有一幅巫师舞蹈岩画，中间是一位狂热的舞者，其周围则是被肢解了的人面、鼻子、牙齿、动物，显示了巫师具有肢解人和动物的非凡本领。盖山林先生认为“这幅画可以把我们引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显然是那个时期生活在阴山一带的匈奴人所创作。

　　在此期间，周人也经历了不窋失官、公刘居豳、亶父迁岐、季历罹难、文王被囚等变故，而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中原地区一个王朝。周人从不窋开始，直到古公亶父去豳迁岐，“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两个民族共存共生，历数百年，相互之间存在彼此的交融和影响。

阴山岩画细节拓印图。受访者供图

　　也就是说，包括匈奴民族在内创作的阴山岩画与周人创作的《易经》，是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诞生并走向兴旺的，存在着相互渗透交融、彼此促进发展的必然性。

　　此外，阴山岩画肇始于上古，兴盛于中古，延续于下古，与《易经》在创作时间上相合，是同时代的产物。《易经》的创作“人历三圣，世历三古”，由伏羲氏首创八卦，周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到孔子时给《易经》作传，使之成为一部经传合一的文化经典。

　　阴山岩画的创作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留存至今的岩画作品时间跨度前后约1万年，阴山岩画与《易经》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阴山岩画与《易经》作为中华民族一元多体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分支，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关联，对二者的研究，可以采用类比的方法。

　　盖山林曾撰文《岩画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曾引用《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二元对立思维其实就是《易经》开创的太极阴阳思维。班澜、冯军胜合著的《阴山岩画艺术论》也曾对阴山岩画的阴阳对立观念进行过论述。

2026年4月3日，“千里阴山·千古岩画”巴彦淖尔阴山岩画艺术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展。图为参观者观看油画作品《岩画集》。记者 王磊 摄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易经》是解读阴山岩画的一把钥匙？

　　张志国：阴山岩画与《易经》都是象的系统，具“观物取象，以象尽意”特点，将《易经》这把钥匙拿来用于打开阴山岩画这把锁，即以类比的方法揭示阴山岩画的奥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新途径。

　　阴山岩画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岩画，据专家考证，呈现于岩画中的山间野生动物多达40多种，而《易经》卦爻辞中也有许多取象动物的断辞。例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坤卦卦辞“利牝马之贞”，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等。卦爻辞中的动物一般都与六十四卦的卦象对应，本身具有象征意义，阴山岩画中的动物画具有同样的表意功能。

　　《易经》与阴山岩画，一个是以象尽意，一个是以画尽意，艺术创作的本体都是“画象”。阴山岩画中的圆形图、同心二环图、同心三环图和原点外围圆图，与《易经》中的无极图、太极图所表达的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哲学意味异曲同工。阴山岩画中的双羊对立图和双羊上下叠加图都与《易经》中的阴阳鱼太极图所蕴含的哲学思维一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象表达。(完)

　　受访者简介：

张志国。受访者供图

　　张志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人。现为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著有岩画考察研究专著《阴山归来不见山》，长篇小说《河套剿匪记》，作品在《千高原》《西部散文选刊》《中国岩画》等报刊发表。编撰、校勘地方史志文献多部。

战役结束了，但争议没有消失。战役的胜利者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但它在许多年里引发了许多激烈争吵，激起了不少怒火，如今仍然如此。但至少有一种理论可以被否定了。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滑铁卢战役，但创立了好几个至今仍然被法国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他声称：“法军胸甲骑兵消灭了英荷军13个方阵中的7个，缴获或破坏了60门火炮，并缴获了英军的6面团旗。三名胸甲骑兵和三名近卫军猎兵将这些旗帜呈给了皇帝。”这是假的。英荷军没有一个方阵被突破，没有一门大炮被法军破坏，也没有一面英军旗帜被俘获。雨果还声称，乌古蒙守军将战俘活活扔下了农庄的水井：

这井很深，变成了一座墓穴。三百具死尸被投入井里。或许投得太匆忙了。他们全都死了吗？传说他们并没有全死。在他们被埋葬于井内的夜晚，有人听见井里传出微弱的呼喊。

（威灵顿）

考古学家勘察了这口井，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迹。活人在井底缓缓死去的传说是维克多·雨果虚构的。他问道：“拿破仑有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役？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是由于布吕歇尔吗？不，是由于上帝。”这种说法让胜利者的身份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雨果有意为之。他宣称，滑铁卢战役不是一场战役，而是“宇宙的运转改变了方向”。这样的传说和抒情将滑铁卢战役提升到了神话层面，仿佛法军不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而是宇宙命运的牺牲品。

苗条的比利相信自己是本次战役的胜利者。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今天大败拿破仑……作战主力是我的军，我们赢得胜利要感谢它。”更公正的说法应当是，联军的胜利与其感谢他，不如感谢那个一枪打中奥兰治亲王肩膀的法军散兵。

威廉·利克牧师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186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西顿勋爵团（第52轻步兵团）在滑铁卢战役的历史》。该书的前言写道：“世人越来越普遍地理解到，西顿勋爵和第52轻步兵团蒙受了极大冤屈。”西顿勋爵就是约翰·科尔伯恩爵士，他在担任上加拿大副总督期间表现突出，于1839年获封爵位。利克抱怨称，科尔伯恩和第52团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功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该书的广告词用粗体字印在书名页上，写道：

本书作者认为，西顿勋爵和第52团在未曾得到第1近卫步兵团或其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光荣地击败了正在向英军阵地发动最后总攻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一部，约1万人。利克声称，第52团：

独自从英军阵地前进了300或400码，然后单枪匹马地攻打并击溃了法兰西帝国近卫军的2个强大纵队，共约1万人。我们还亲眼看到，法军吃了这个亏之后，全军就败退了……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

利克是个肌肉发达、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信守安息日而受到很大磨砺，他在很多年里奉行安息日的礼拜仪式。他还长期为英国陆军信奉新教的官兵“被强迫”参加“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教会的亵渎神灵的仪式”而愤愤不平。所谓英国官兵“被强迫”，指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参战时做的一些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临时性措施。利克牧师虽然是个教士，却非常激情澎湃，他的著作造成了不少轰动。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在滑铁卢的行动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也收到了奇效。他自行决断，率领第52团离开横队，将其带到帝国近卫军第4猎兵团侧翼，向其队列倾泻了毁天灭地的火力。有一个问题是，帝国近卫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有没有抵达山岭中路。第52团的军官帕特里克·坎贝尔曾历过半岛战争的一些最艰苦的战役，他写道，第52团发动侧翼攻击的时候，法国近卫军已经“在混乱地撤退”，这说明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敌人，第52团是补了一刀而已。让这个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第52团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约翰·克罗斯上尉相信，是科尔伯恩营的火力迫使法军纵队停止前进：“法军纵队被第52团散兵的火力击中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止步不前，似乎出现了混乱，向第52团猛烈射击。”克罗斯声称当时英国近卫军“静止不动，没有开枪”，这说明法军的这最后一个营还没有进入英国近卫军的射程。那么，如果克罗斯和利克是正确的，第52团就是打退帝国近卫军最后一次进攻的大功臣。但利克说第52团“单枪匹马地”打败法国近卫军，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法国近卫军的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山岭较远处的荷兰和比利时部队也打退了法国近卫军。

利克可能根本不知道法国近卫军的那些较早的进攻。战场上有太多硝烟、噪音和混乱，所以利克极不可能知晓他所在的营左侧上坡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大可能知道山坡更东方的情况。何况他是个十七岁的小角色，第一次参加实战，在第52团横队的中央捧着团旗。该营的横队有两排，每排半个连，两排间隔十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利克在横队最后方，那里最容易保护团旗。如果是这样，他的视野肯定更加有限。第52团也没有像利克说的那样击败了法军2个纵队。他们攻击的是法国近卫军的最后1个营，但另外4个营已经被打下山坡了。1万人？在恐怖的交火中，科尔伯恩的士兵损失惨重，一定觉得敌人非常强大，足有1万人，但法国近卫军的总人数不到1万。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本人的记载的说法是，击败法国近卫军的功劳应当由第52团、英国近卫军和“F.亚当爵士的旅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师向敌人侧翼发动总攻”来分享。这些友军的帮忙都不会减少约翰·科尔伯恩爵士的积极主动性和辉煌战绩的光辉。他的举动非常勇敢而光荣，利克和第52团的其他一些军官觉得自己的团没有在公爵的报告中得到特别嘉奖，感到委屈。他们这么感觉，是有道理的。公爵提及了英国近卫军，说他们“树立了榜样，受到全军的效仿”。这话让利克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营理应得到同等的表扬。其他团的幸存者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第92团以寡敌众，用刺刀遏制住了埃尔隆的纵队之一，将其击退。第27团防守着公爵战线最薄弱的环节，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单位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公爵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遗憾自己没有多多赞扬别人。利克的抱怨肯定来源于此。利克看到公爵在报告中将主要功劳给了英国近卫军，感到委屈，于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书来驳斥，但第52团并没有“单枪匹马地”击溃法军，英国近卫军也没有这样的功绩。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格奈森瑙支持者与威灵顿拥护者之间。格奈森瑙对公爵的苛评和谩骂一直延续到今日。宽泛地讲，格奈森瑙对威灵顿的指控是，威灵顿没有认可普军的功劳，将胜利全部攫为己有。但也有一些更具体的指控。格奈森瑙认为，威灵顿在利尼和四臂村战役之前故意欺骗盟友；没有兑现去利尼援助布吕歇尔的诺言；在战役之后，威灵顿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来压制“普军挽救战局”的说法。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第一项指控最严重。格奈森瑙说，早在6月15日，即利尼和四臂村战役的前一天，威灵顿就得知了法军的集结，但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假装直到当晚才知道。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指控，就还要相信，给威灵顿送去消息的那名普鲁士军官在布鲁塞尔只告诉威灵顿一人，法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们不禁要问，公爵隐瞒这个消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通常的回答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面前，威灵顿就有了撤退的时间。这毫无道理。如果公爵这么害怕与法军交锋，他为何不在得知消息后立刻撤军？这个问题实在太愚蠢。还有，如果布吕歇尔被打败，对公爵有什么好处？整个战役的前提就是联军必须互相配合。联军一开始就知道，仅凭威灵顿或布吕歇尔，都不足以打败皇帝，所以他们必须合兵一处。如果公爵故意让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兵锋下并被击败，那么等于是确保自己的军队也一定会失败。布吕歇尔的确吃了败仗，但普军并未被击溃，而是顽强生存下来再战，所以本次战役于千钧一发之际维系下来。联军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布吕歇尔作出了撤往瓦夫尔而非列日的勇敢决定，而他之所以能这样决定，是因为他坚信威灵顿做好了战斗准备。威灵顿之所以愿意死守圣约翰山，是因为他坚信布吕歇尔一定会来援助他。简言之，联军之所以打赢了本次战役，是因为布吕歇尔和威灵顿互相信任。要说威灵顿不顾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去欺骗盟友，是极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我们所知的威灵顿的性格。

第二项指控是，威灵顿有没有向布吕歇尔承诺，要去利尼支援他？答案很简单，他作了承诺，但条件是他自己没有遭到攻击。他确实遭到了攻击，所以没有机会去援助普军。他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是在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在布里的风车会面时作出的。普鲁士方面对此次会面的记载没有提及“如果我自己没有遭到攻击的话”这样的条件。而冯·穆弗林记载了这句话。冯·多恩伯格将军是普鲁士人，但在英国陆军服役，他回忆了类似的话；他说，威灵顿的说法是：“我要看看敌人的情况，我有多少兵力已经抵达，然后见机行事。”但普鲁士方面有三份记载称，公爵不仅承诺要来援助，甚至告诉了布吕歇尔，他将在何时抵达。不过其中一份资料说公爵预计自己抵达的时间是下午2点，第二份资料说是3点，第三份资料来自冯·克劳塞维茨（他根本不在现场），说是下午4点。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疑的。威灵顿已经亲眼看到位于四臂村的法军，极不可能作出一个自己知道很难兑现的诺言。他预计在四臂村必有一战，一定提醒了他的普鲁士盟友这种很大的可能性。格奈森瑙一直责怪威灵顿造成了利尼战役的结果，说此役是“我们被他害得输掉了”，但此事更能揭露格奈森瑙的心胸狭隘，而不是威灵顿不诚实。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位统帅是面对面直接交谈的，还是借助于翻译。威灵顿的法语很流利，但不懂德语。布吕歇尔不懂英语，法语很差。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布吕歇尔与威灵顿见面时说：“多么厉害的一仗啊！”公爵开玩笑说，布吕歇尔只会说这么一句法语。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瑙既懂法语，也会说英语。我们怀疑，在布里，是格奈森瑙说了大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威灵顿建议普军将步兵部署在利尼的背坡上，回答他的不是布吕歇尔，而是格奈森瑙，而且格奈森瑙的答复非常愚蠢：“普鲁士人喜欢看着敌人。”格奈森瑙不是傻瓜，这个回答的轻蔑怠慢几乎到了狂妄无礼的程度。这说明格奈森瑙即便到此时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对英国人的憎恶和对威灵顿的不信任。布里的风车下可能有一次会议，但留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双方的交流并不多。对此事的讨论充满了猜疑和误解。布吕歇尔似乎对他的“朋友”威灵顿没有怨言，如果布吕歇尔觉得自己被威灵顿骗了，肯定不会默不作声的。

（格奈森瑙）

何况格奈森瑙自己也有食言的行为。18日，他派遣普军去援助威灵顿时，他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故意制造障碍。他为什么将离战场最远的军首先派去？他为什么作了那样的安排，导致两个军的行军路线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难道格奈森瑙坚信威灵顿一定会输，所以故意延缓了普军的行军？真相最有可能是，这些安排是在匆忙混乱中做出的，派遣冯·比洛的军先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参加利尼血战，实力完好，而且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粗心的面包师竟然点燃了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一定要用责难来玷污联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记住，指控不应当是单方面的。

威灵顿有没有贬低普军的贡献？有证据表明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过是在战役结束很久之后。在正式报告中，他用溢美之词认可了普军的贡献：

我必须承认，这艰苦一日的胜利，要归功于我从布吕歇尔和普军那里得到的热情而及时的支援。若不承认这一点，就违逆了我的自己的情感，对布吕歇尔和普军也不公正。比洛将军对敌军侧翼的打击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行动，即便我没有机会发动致胜的攻击，比洛将军的行动也会迫使敌军在败阵之后撤退。即便敌军的攻势得手，比洛将军的行动也能阻止他们继续扩大战果。

（布吕歇尔）

这似乎很清楚了：普军的干预是“非常有决定性的”。格奈森瑙阵营抱怨称，公爵仍然将最终胜利归于自己的进攻，但他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法军崩溃的直接动因是帝国近卫军被打败，而他们是被威灵顿军队打败的。公爵没有否认，如果不是普军吸走了拿破仑的预备队去保卫普朗斯努瓦，法国近卫军的进攻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胜利是联军共同取得的。

但随着时光流逝，公爵无疑希望独占大部分功劳。滑铁卢战役是他战功的巅峰，是打败了拿破仑的胜利，公爵由此获得了不可撼动的英国最伟大英雄的地位。他拒绝谈论滑铁卢战役，也不肯向作家们提供任何信息（他非常讨厌作家）。他说，讲述一场战役的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陆军军官威廉·西伯恩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建造一个巨大的滑铁卢战役模型，比例尺为9英尺：1英里。模型被制作出来，今天存放在切尔西的国家陆军博物馆。这是一座庞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模型，有超过7万个兵人展现了“危机”时刻（西伯恩指的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时刻）三支大军的状态。西伯恩在滑铁卢居住了几个月，以熟悉战场地形地貌，并在陆军的协助下，给几乎每一位仍然在世的参战军官写信，请求他们写下对战役的回忆。由此产生的回信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目击者记述档案。

公爵不肯撰写自己的回忆，尽管他似乎对西伯恩的工作不满意。1837年3月，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写信给西伯恩。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菲茨罗伊·萨默塞特是公爵的军事秘书（他后来的称号是拉格伦勋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扬名），与公爵很亲近。他给西伯恩的信的笔调相当和蔼，但指出：

我仍然觉得，对于你希望展现的那个时刻而言，普军的位置不对。看到你的作品的人会觉得，战役胜利的原因不是英军的英勇奋战和英军统帅的卓越领导，而是普军的侧翼行动。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西伯恩表示愿意对模型作修改，但政府已经购买了模型，所以来不及修改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型仍然是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反对的那种样子。模型很可能是准确的。公爵随着年岁增长，可能的确贬低了普军的贡献。这是虚荣的表现，但他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也有很多值得虚荣的功绩。1821年，公爵得知拿破仑死讯后，对哈丽雅特·阿巴思诺特（可能是他所有女性朋友中与他最亲近的一位）说：“现在，我或许可以说，我是在世的所有将军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对此肯定很自豪，而讨厌看到任何东西减损他的名望。

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联军的打算是这样，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如果威灵顿有一瞬间觉得普军会辜负他，就绝不会留下来决战。如果布吕歇尔觉得威灵顿会临阵脱逃，也不会进军。普军抵达战场的时间确实比威灵顿希望的要晚，但恰恰这一点可能促成了战役的胜利。如果布吕歇尔早到两三个小时，拿破仑就可能脱离接触，率军撤退。但普军发起干预的时候，法军已经几乎完全卷入战斗，无法脱离战场。皇帝不仅仅是吃了败仗，而且是一败涂地。

雪莱夫人弗朗西丝曾问威灵顿，他在四臂村战役之前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她指的是里士满公爵夫人舞会的那个夜晚，当时公爵宣称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他于1820年3月回信给她：“关于我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假设我的确如此，我毕竟还是打赢了。即便我没有感到措手不及，还能做的更好吗？”

公爵对所有批评者都是这么答复的：“我打赢了。”

本文节选自：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1815年6月18日，法国、英国和普鲁士三支大军兵锋直指布鲁塞尔以南一座宁静的山谷。此前三天内，法军在利尼打败了普军，在四臂村与英军棋逢对手。英军与法军决战的战场以北有座小村庄，叫做滑铁卢。以此得名的这场血腥战役，将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是伯纳德•康沃尔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融合了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的高超技艺和一丝不苟的历史研究，叙述了每一个引人入胜的瞬间，从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三场战役的硝烟与鲜血，及至战役的后续。通过引用拿破仑皇帝、威灵顿公爵和普通官兵的书信与日记，康沃尔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参加这些著名的战役是怎样一种体验。他对这些战役的详尽理解和生动描绘，也清晰地展现了这四天的跌宕起伏。在这部历史中，有很多至关重要的决策，双方都有展现出惊人勇气的时刻，战局难测，直到惨痛的结局。

《滑铁卢》一书出版恰逢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而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了英雄业绩和莫大悲剧，以及裁定欧洲命运的最后战役。

作者简介······

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Cornwell），生于伦敦，目前居住在美国。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著有极其成功的“沙普”系列小说（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斯塔巴克”编年史、“军阀”系列小说、“圣杯”系列小说和“武士”系列小说，以及独立的战争历史小说《阿金库尔》和《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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