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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办24日开了一场重磅新闻发布会。看完全程，就一个感受：真刀真枪的“你问我答”，过瘾。

　　这场发布会主题是围绕马上要在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总有人觉得在民族领域，有些事儿比较“敏感”，好像提都不能提。但纵观整场发布会，什么指责新疆“强迫劳动”“强制迁徙”、西藏寄宿学校“强制同化”“强迫寄宿”“侵犯人权”、法律“同化少数民族”……那些境外势力污蔑抹黑的议题，全招呼上了。

　　发布会阵容也够硬：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段毅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雷建斌，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司法部的五位部级领导，大大方方、逐一回应，争议性提问一个没回避。

　　对嘛，有啥敏感的？作为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这部法律堂堂正正，没什么不能讲的。

　　回应的方式，也干净利落。总结起来有三招：

　　第一招：摆事实

　　陈瑞峰在回应所谓“强迫劳动”议题时，先点明法律依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十五条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始终坚持完全自愿、双向选择、依法合规、来去自由的核心原则。然后给出具体数据：新疆近五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239.2万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8.1%。所有外出就业的新疆群众，都是基于个人意愿自主报名。

　　还有人问这部法律是不是意在“同化”少数民族。巴音朝鲁在发布会上摆了一组数字：全国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共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段毅君也列举了一个数据：2012年至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从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

　　事实就是，在脱贫攻坚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我们一个民族也没有掉队，一个人也没有少，何来“同化”一说？

　　巴音朝鲁现场一个反问，直击那些抹黑者的灵魂：“这样的成就，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能做到？”

　　还有外媒说西藏寄宿学校是“强制同化”“强迫寄宿”的问题，段毅君也在现场提到，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95%以上人口是文盲。如今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99.98%，义务教育巩固率96.94%。寄宿制解决的是“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入学”问题，学生是否住宿完全自愿，周末、节假日、寒暑假都可以回家。

　　一轮事实砸下来，谁在为民做事，谁在睁眼说瞎话，已经不需要多解释了。

　　第二招：举实例

　　光有事实数据还不够，发布会上还玩了一手横向对比。

　　雷建斌回应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冲击少数民族语言的疑虑时，先横向对比：全球100多个主权国家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美国通过总统行政命令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然后亮出法律原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五条，前半句是“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后半句是“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加法，不是减法。

　　他还拿全国人大的文件做了个现场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审议时，翻译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7个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供代表使用。一个连立法文件都要翻译成7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国家，你说它在“消灭少数民族语言”？

　　在谈到寄宿学校问题时，段毅君还补充道，世界上恰恰是一些在人权问题上搞政治操弄的国家，曾将原住民儿童强行送入殖民性质的寄宿学校，打压其文化和身份认同，中国的寄宿制与他们有本质区别。

　　几组对比摆下来，高下立见。

　　第三招：打直球

　　对境外指责法律“同化少数民族”，巴音朝鲁用了三个词：“指手画脚、无端指责，粗暴干涉”。他连环反问“那种带着偏见的胡编乱造炒作，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实现民族平等发展的基础，这个成绩看不到吗？”

　　对外媒说法律第六十三条是“长臂管辖”，胡卫列没有客气：“歪曲解读，甚至抹黑”。

　　对新疆“强迫劳动”，陈瑞峰直接用了两个“极其”：“极其荒谬、极其可笑”。一句话，把谣言的性质钉死了。

　　不只是解释，更是宣示，也是警告。

　　还是那句话，硬气。

　　整场发布会，没有一句废话。全是论点+论据+结论。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遮遮掩掩才容易被钻空子，大大方方摊开讲，反而没人敢拿它做文章。

　　在法律正式实施前一周，开这样一场发布会，把该说的都说了，把该回的都回了，所有事情全都摊在桌面上。这就是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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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导演毕赣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雪儿实习生马思洋

11月22日，导演毕赣的新电影《狂野时代》上映。这距离他2016年上映的《路边野餐》，正好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很多变化。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超过该年内地电影市场的总规模。与此同时，毕赣仍然在坚持做一个“小众”的艺术电影导演，一如十年前。

“很多人问我说，你拍电影，但现在观众越来越少，电影行业不好。我的回答都很简单，拍电影是因为喜欢电影。”毕赣说，十年间，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节奏——不追逐热点，不频繁露面，投入生活。

这位青年导演家境普通，妈妈开理发店，奶奶开麻将馆，爸爸是个司机。在26岁时，他导演了《路边野餐》。凭借这部在亲人、老师和朋友的资助下完成的影片，他在33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3个奖项。

就在几个月前，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坚持要设立一个奖项给他的新作《狂野时代》，她说它打开了一场梦，你需要去猜想它的意义。“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没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打破语言屏障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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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的电影具有极强的作者主观性，他擅长把现实、幻觉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复杂的长镜头和诗歌一般的对白是他的标志，他形容自己的电影是把无数的拼图扔给观众，靠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拼凑出一种可以共通的情感。十年间的三部电影标记着他与时间、记忆、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对话。

《路边野餐》的拍摄地，是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1989年，他出生在这里。毕赣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爱听故事的小孩”。每到亲戚家，他就会拉着人讲故事，而故事最后常常以鬼故事收尾。这让他很早就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讲述视角。

他从小跟奶奶长大，奶奶在生活上要求严格，但在精神世界上从不限制他，“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从来不会考虑应该遵循什么规律。”

妈妈开的理发店距离奶奶家很近，成为毕赣观察人的另一个通道。理发店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闲聊的环境培养了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普通人看似平淡的对话中，毕赣能够捕捉到他们生活中的诗意时刻。《路边野餐》让他成名后，有个表哥忽然开始和他聊艺术，提到路遥书中“一个人花了自己的一生买了一头牛”的情节，觉得特别感动。“那一下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他的诗意是绽放式的，他绽放完了可能就要回到他的轨迹上，而我因为幸运，所以可以不断地触发这些灵感。”

读大学时，他只想离家远点。在那之前，他没出过贵州，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贵阳。后来，他选择去要坐24个小时绿皮火车才能抵达的太原读电视编导专业，没想过当电影导演，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回当地的电视台工作。

山西传媒学院教师丁建国是毕赣的大学老师，也是《路边野餐》重要的投资人之一，丁建国仍然能回忆起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学生，早早开始在影片中表达某些终极议题——关于人的存在、时间与梦。

那时丁建国组织学生作业集中放映，毕赣的影片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在同学们拍摄故事多是校园生活时，毕赣已经用打散的时间线讲人的孤独，讲他对空间的感知——学校里有人欣赏，也有人说“不懂”。

后来在交流中，丁建国才知道，初中时，毕赣就开始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理由很简单——小城的书店里就摆着那些书。毕赣说，“说实话那时也看不懂，现在也未必真懂”，但这些哲学的书籍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想找到那些哲学命题的答案，“最后找到了艺术这个途径”。

在那家书店里，毕赣还读了《白鹿原》《挪威的森林》，以及张爱玲的书等，这家小城里的书店成为了他创作最重要的启蒙地。

后来，一位同学给了他一本《书城》杂志——“如果我唱它就是一首歌，如果我不唱它就是一首诗。”书里汤姆·维茨的这句歌词让他震撼，奶奶随后为他订阅了《书城》。

他开始写小说，初中时，受到港台流行歌词的影响，写了一些类似诗歌的文字。

在高中时，毕赣有个同桌，两人经常比赛写故事。“有一期写的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写的是一条河，河里面有个河神，然后河神和上面放的祝愿的灯产生了爱情。"

直到今天，当有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始终有保持“小众”电影的勇气，他直接反驳：“需要勇气的前提是害怕。但我不害怕成为一名非主流的艺术片导演，所以我不需要用勇气来保持小众。”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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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电影的评论区，有人会直接评价不懂，有人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思。

他说，自己的电影启蒙来自“周星驰”，也曾“看不懂”一些艺术电影。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这位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是很多学电影学的学生第一次“看睡着”的电影。

毕赣为了批评这部电影，强迫自己每天看一小段，花了半个月才看完，最后一天看完，他突然找到了电影美感是什么，但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对话。

在大学时，他写诗，也念给丁建国听。丁建国任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习”，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挂科，拿到毕业证。”

大学时光，他总共看了5000多部电影。毕赣说，自己后来习惯用长镜头表达和打游戏相关，因为游戏多数是“第一视角，一镜到底”

在丁建国看来，毕赣或许从那个时候就建立了自己对电影的审美。

大二时，他用姑妈给的一万元拍摄了第一部作品《老虎》。毕赣带着4个同学回到凯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最终完成的《老虎》一半素材没有声音，到处穿帮，他迷茫过，“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毕业后，毕赣和录音师在贵阳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很快以倒闭告终。他们搬进毛坯房，拍出了《金刚经》，并在国内的一些影展上获奖。与此同时，家人希望他找份稳定工作。

“他后来考了爆破员证，想去炸山。”丁建国回忆道。看到自己眼中"天分最高的学生"可能荒废才华，他前往凯里与毕赣父母沟通。

丁建国把毕赣接回太原，租房让他专心写剧本，拿着他的诗集，到处找投资，但当时没有投资方愿意给这样一个年轻人机会。

但丁建国觉得，《路边野餐》必须要开始拍了——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欲。丁建国描述那时的拍摄条件，“组里二十几个人租民居，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没钱住酒店”“拍摄设备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经费紧张时，丁建国一点一点地支持。后来毕赣母亲也出资2万元支持。

《路边野餐》粗剪完成后，才有影视公司找到他们，愿意追加投资。而后，才开始了毕赣看似“一帆风顺”的职业导演生涯。

如今的毕赣回顾二十岁出头那段日子，并不觉得自己是“义无反顾”地拍电影。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考虑赚钱和生存。奶奶曾为他找好工厂的工作，姑妈安排他去车站上班，但真要去报到时，他还是选择离开。

拍电影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意识到，人生很长，“要什么”可以慢慢寻找，但“不要什么”必须坚决。

如今丁建国仍然在大学教书，他看到不少有天分的学生，也犹豫是否该像挽留毕赣那样挽留这些学生，他总要让这些学生先能生存，“哪怕未来再回来拍电影”。

毕赣在大学时期曾差点放弃拍电影，但他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去面对失败，“我也每天很害怕，很担忧，但失败了以后要再来一次，因为我的目的是拍好电影。”

2018年完成《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才开始理解“电影工业”，“规矩地拍”。

谈及与前作的区别，毕赣形容“野餐”好像一颗好宝石没有被打磨，但“地球”像用很好的工艺手段，把一颗没那么昂贵的宝石变成一个好的宝石的样子。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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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他说，自己想讲的话在电影里已经讲完了。此后，他7年没有再拍长片。

这7年间，毕赣拍了一个广告，为一个猫粮品牌，拍了7天，准备了3个月，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毕赣开玩笑，他靠赚零花钱，非常少的成本维持着团队的运转。

“突然有一天，我想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谈及新作《狂野时代》的创作契机，毕赣说，他逐渐意识到世界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下，艺术与人心灵的距离正在拉近，“在平静的年代，艺术可能更多承担的是美的功能。”

《狂野时代》是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用线性的时间叙述，而是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加上意识，构建了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篇章，“人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感官建立的”，但毕赣对当代人生活状态的观察是：“试着三五天不碰手机，你会自我感知到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他认为，现代人最可怕的不是虚无，而是“参与感弱化”，“信息繁殖到一定程度，真伪已难以分辨，人们也不再关心真假。信息成了主观情绪的宣泄载体，这是很可怕的。”

有人说，毕赣选择用易烊千玺做新片主角，是一次冒险又大胆的选择。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演员，和一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片导演，看起来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多年来，他一直在回应这样的担心——艺术片导演一旦和商业走得太近，就容易失去自我。毕赣并不回避选择“明星演员”所能带来的好处，“一个演员有号召力，并且有演技，就会被很多项目作为最优选。”

面对过去十年电影市场的变化，毕赣表示创作逻辑始终未变，“拍电影只是因为我喜欢拍电影”，电影行业目前处于调整期，关键是思考“拍什么”和“看什么”的问题。

他说，简单地做电影，“电影再复杂，核心仍是朴实的情感。”【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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