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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今日官方发布行业新进展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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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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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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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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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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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当华语电影市场被动辄数亿投资的工业大片占据主流视野，当青年导演的创作屡屡陷入“资本适配”的困境，南鑫执导的《去马厂》以一种近乎“逆行”的姿态闯入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一举拿下主竞赛单元“一种立场”奖时。这部质感朴实的影片，不仅重新呈现了县城生活背后的荒诞结构，也以其反工业化的创作路径，为中国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它的成功绝非偶然的奖项认可，而是对电影创作本质的回归，是对行业固化模式的颠覆性挑战，其在创作范式、表达维度与行业启示上的价值，足以成为中国低成本独立电影的标杆。
创作范式的革命：反工业化路径的行业范本
在电影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去马厂》所展现出的创作路径，几乎成为对既有行业惯性的直接回应。影片在启动之初就面临不被投资方看好的现实压力，但团队并未因资源紧张而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在可控范围内建立自洽的生产方式，以极高的执行韧性实现创作落地。制作过程中的“反程式化”气质，并非来自粗制滥造，而是源于团队对于“创作本质”与“资源结构”的清醒判断：在有限条件下坚持表达优先、叙事优先、生活经验优先，从而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电影方法论。
这一方法之所以能被完整执行，离不开制片团队的核心支撑。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制片团队不仅承担统筹工作，更化身“资源整合者”与“问题解决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创作成本，为非专业创作参与者提供引导以保障叙事逻辑连贯，针对技术条件短板制定解决方案减少损耗，在后期阶段与导演深度协同把控作品节奏与风格调性。可以说，《去马厂》的“反程式化”并不是对工业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在独立语境下对“更高效、更贴近创作灵魂”的生产模式的主动选择。
行业内长期存在着“资源决定作品高度”的固有认知，青年导演往往陷入“找投资-改剧本-迎合市场”的恶性循环，而《去马厂》用实际成果证明：电影的核心从来不是昂贵的设备与精致的包装，而是创作者对生活的真诚洞察与表达欲。南鑫将拍摄地选在自己熟悉的河南灵宝老家，就地取用油腻饭局、廉价KTV、尘土飞扬的街道等原生场景，演员则由亲友和自己担纲，方言对白与生涩的肢体动作消解了表演的痕迹，让影像回归到“记录生活”的本质。这种“极简创作”的范式，为资源有限的青年导演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当工业资源无法企及，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与表达欲，才是电影最珍贵的内核。
更具行业意义的是，《去马厂》的创作并非单纯的“省钱”，而是一种主动的伦理选择。南鑫坦言“不懂的部门就取消”，这种看似“粗放”的创作逻辑，实则切断了资本对创作的潜在规训。当多数创作者在创投会上追逐商业大饼，试图用炫技的镜头和套路化的剧情讨好市场时，《去马厂》用固定机位长镜头记录下寿司店门口主角三人的尴尬对话，用真实的画面呈现小镇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欲望的迂回。这种对“创作本真”的坚持，让电影重新成为表达自我的载体，而非资本增值的工具，为独立电影的创作伦理树立了新标杆。
艺术表达的突围：县城叙事的行业新维度
《去马厂》在艺术表达上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朴实的美学风格，更在于它为华语电影的县城叙事开辟了新的维度，填补了行业对县域女性生存状态关注的空白。此前的县城题材电影，多聚焦于男性的迷茫与逃离，或是对乡土情怀的怀旧式书写，而《去马厂》将镜头对准了县城中年女性的“牢笼困境”——影片中的珊珊逃离无性婚姻，试图通过直播创业实现经济独立，却在男性主导的利益纠葛中被骗财骗色，最终看似和解的结局里，道尽了小镇女性在传统枷锁与流量幻觉间的艰难突围。
这种对县城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度挖掘，打破了行业内对县域叙事的刻板印象。以往的作品中，县城女性往往只是男性故事的配角，或是被符号化为“留守者”“受害者”，而《去马厂》中的珊珊既有脆弱的一面，更有主动抗争的韧性：她敢于摆脱无爱的婚姻，敢于尝试新兴的网红经济，即便最终失败，也展现了县域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去马厂》让行业看到，县城叙事并非只有男性的焦虑与乡愁，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挣扎，同样是值得被书写的重要母题。
影片的镜头语言也为行业提供了新的美学参考。团队坚持不分切镜头，用长镜头凝视生活的“熵增”——饭局的冷场、错位的调情、无意义的寒暄，这些看似“尴尬”的瞬间，恰恰是小镇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种“尴尬美学”的运用，区别于行业内常见的戏剧化冲突设计，让观众在冗长的镜头中体味小镇生活的荒诞与痛感。当其他导演试图用快节奏的剪辑制造感官刺激时，《去马厂》用慢下来的镜头让观众直面生活的本质，这种独特的美学表达，为华语电影的镜头语言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行业价值的重塑：独立电影的生存新可能
《去马厂》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获奖，不仅是对影片本身的认可，更在行业层面引发了对独立电影生存模式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独立电影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困境，要么陷入自我表达的小众化，要么为了市场妥协创作，而《去马厂》证明了低成本独立电影既可以保持艺术的纯粹性，也能获得行业的专业认可，甚至引发广泛的讨论。
评委会为影片颁发“一种立场”奖时明确表示，奖项的授予是对其低成本下创作态度的鼓励。这一评价精准点出了影片的核心行业价值——它用受限的创作条件完成了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其意义远超作品本身的艺术呈现，更在于为资源匮乏的青年创作者提供了“以诚意对抗限制”的范本。《去马厂》的成功让行业意识到，独立电影不必追求工业化制作标准，不必刻意迎合主流审美，只要扎根真实生活、用真诚表达触碰社会现实，就能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去马厂》也为导演的创作提供了“在地化创作”的启示。团队扎根于家乡经验，用熟悉的地域空间和人物故事构建叙事，这种“在地化”的创作方式，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质感，也避免了独立电影常见的“悬浮感”。在行业内不少青年导演试图模仿国际电影节的叙事套路，追求“普世性”而失去本土特色时，《去马厂》的成功证明：最具共鸣的表达，恰恰源于对本土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在地化”的创作路径，为青年导演指明了方向——与其追逐虚无的国际潮流，不如深耕自己的生活土壤，从身边的人和事出发，构建属于中国的电影叙事。
结语：泥土里开出的电影之花
《去马厂》并非一部十全十美的电影，角色的设定和非戏剧形式的表演引发了一些行业争议，但这些“不完美”恰恰构成了它最珍贵的特质。这部摒弃工业化流程的作品，如同从泥土里开出的花，虽不娇艳，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在行业内的成功，不仅在于斩获了FIRST影展的重要奖项，更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电影创作的可能性：电影可以不必依赖资本的加持，不必遵循工业化的流程，不必迎合市场的口味，只要创作者有表达的欲望和对生活的真诚，就能拍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在华语电影工业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去马厂》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行业对资本的过度依赖，也照见了独立电影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既需要大制作的工业大片撑起市场的骨架，也需要这样扎根泥土的独立作品，为行业注入鲜活的血液与真实的灵魂。同时也将激励更多青年导演勇敢地走出资本的桎梏，用镜头去记录那些被忽视的生活，去表达那些未被言说的心声——这，才是《去马厂》留给行业最宝贵的财富。（作者：张伟）韩璐(EN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