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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本月相关部门传递重要研究成果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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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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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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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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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天还没亮透，我已将那本裹着油布的登记册塞进我的挎包里。每季度一次的牲畜清点，作为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德汝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要跟村干部们一起去村子最偏远的牧业点。德汝村紧靠边境，著名的班公湖就在我村范围内。最偏远的牧业点海拔5000米，常年没信号，手机揣在兜里，屏幕比冻硬的奶渣还冰凉。
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牧场。“宝辉，把羊耳标带上。”村委会主任拖拉石确往我手里塞了一堆耳标，耳标的数字是羊的编号，黄色耳标是种公羊，蓝色耳标是高产母羊。记错了，年底的绒产量就会差出几只绵羊的价钱。
邱宝辉（中间举白板者）给村民培训普通话。（德汝村村委会供图）
在第一户牧民格旦扎巴家的羊圈前，2000多只白绒山羊正排队出圈。德汝村党总支组织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多美坚参吹了声口哨，羊群立刻放慢脚步。他指着3只公羊的倒八角：“这几只去年梳的肩部绒，绒细度最细10微米，平均在14.5微米，登记册上得标‘特级’，收绒商就认这个数。”我赶紧翻开本子，藏文名字旁用铅笔打了星号，纸页边缘还沾着上次清点时蹭的羊毛，细得能透光。
最费神的是数羔羊。50多只羊羔躲在各自母羊肚子下，只露出毛茸茸的脑袋。多美坚参弯腰一只只扒拉，用冻红的手指捏住羊羔耳朵说：“这只耳标号是03587，上周刚生的，防疫针得按时打。”我一一记下，哈出的白气在纸页上洇出小水斑。
我来德汝村快两年了。刚来时，连牲畜的年龄段都分不清，现在成了清点工作离不得的熟手——各组组长都想跟我分在一个组：“邱助理一抓一个准，体力还顶呱呱。”
我是四川自贡人，参加工作前一直生活在低海拔地区，从未到过高原。初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身体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头痛欲裂，像有钢针在太阳穴里搅动，走两步就喘得像破旧风箱，夜里常因缺氧突然惊醒，嘴唇和指甲盖也泛着青紫色。医生说这是急性高原反应，红细胞在拼命增殖以携带更多氧气，身体正经历一场“缺氧反击战”。
适应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拉锯。前两周严格遵循“三不原则”：不跑跳、不洗澡、不贪食，每天抱着氧气瓶入睡，床头堆着葡萄糖口服液，头疼就吃布洛芬胶囊缓解。当地人教我喝酥油茶抗高反，初尝时不习惯，后来身体竟然依赖上那股酥油茶的暖意。头一个月我就像行走在一条漫长的缺氧隧道，看不到光。终于有一天，我出关了，能跟牧民一起爬上海拔5000米的牧场了。虽然现在登高，仍会气短，但身体已形成记忆，停下深吸三口气就能缓过来。当地人称赞说：“你身上有了高原的钝感力。”
刚到村里，最窘迫的还是语言不通。听村民说“休垫甲”，我以为是问好，原来是请我坐下休息。有人说“梅朵”（花朵），我却听成“面条”，捧着面碗递过去，惹得全桌大笑。方言更不好懂，遇到老人说方言，连“临时翻译”都要猜半天。
要想扎根边疆服务群众，不懂藏语是不行的。对我来说，学藏语像啃“硬骨头”，藏语辅音有30多个，很多发音要卷着舌头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做到语音准确并不容易，我练了3天，舌头都卷得有点木。我把藏语常用语句写在小本子上，让干部群众教我说，然后标注中文谐音。就这样，通过不断学习，我能听懂70%的日常对话，还能用藏语简单会话。我第一次用藏语连贯地在群众大会上说“我是德汝村的村干部，叫邱宝辉，今年25岁，老家是四川的”，台下村民一阵欢呼，纷纷鼓掌说“宝辉亚布嘟”（宝辉很不错），那一刻我感觉到了“邱宝辉”扎根阿里的幸福。
到村任职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我的师父、村党总支书记扎西德庆处处都带着我，帮助我加快成长，我左冲右突，全力破围。去年，村里遇到脱贫户家中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脱贫户德吉旺姆告诉我，她女儿普布卓玛去年毕业回来没找到合适工作，天天帮家里捻羊毛，夜里就躲在被子里哭，说对不起政府给的助学金，咋办呢？
她沉重的叹息像鼓槌敲在我们心上。恰逢日土县干部下乡调研，他们在脱贫户家里开起现场会，研究通过村里新的超市项目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村里落实县委部署、扎实推进，我和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吴杰努布一起对接项目相关方，把超市的配货标准、配送流程摸得清清楚楚。接着我们跑了不少部门，理清资质办理流程。超市建了起来，脱贫户家庭的普布卓玛、格桑石杰等4名毕业生到超市上班。超市每月营业额2万元左右，4位大学生有了稳定工资，家里还能拿到分红。普布卓玛再也不哭了，她学着做台账。格桑石杰则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添了台洗衣机。
德汝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今天也是。清点完牲畜，我们坐在牧民的帐篷外休息，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一天下来，登记册新添了10页数据。师父往我手里塞了块酥油饼。风卷着班公柳掠过，我摸着被体温焐热的纸页，突然领悟到，牧场里可以没有信号，但不能少了这些重要基础数据，它们正如信号一样，传播着致富的渴望和奋斗的激情。
邱宝辉（曾挂任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德汝村党总支书记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