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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本月行业协会披露最新研究报告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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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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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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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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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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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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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为加快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创新人才，10月底，《浙江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导意见》发布。此前，杭州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纳入中小学各学段地方课程，明确每学年授课不少于10课时；温州启动“人工智能+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指导意见的出台，给浙江中小学推进人工智能教育按下“加速键”，人工智能通识课从前期的探索试点，稳步迈向全学段常态化开设阶段。

然而，作为一门无成熟经验可循的全新课程，人工智能通识课既为学生带来了接触前沿技术的新体验，也给一线教学带来了全新挑战。师资专业能力、课程内容设计、硬件资源等问题成为制约课程质量的关键。

如何让课程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能适配中小学教育规律？怎样在技术普及与教学实效间找到平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浙江多地中小学、教研机构，与一线教师、教育专家深入交流，探寻如何上好一堂人工智能通识课。

探索初见成效

“每天进校园刷脸、超市付款扫脸，这些熟悉的场景里，藏着哪种AI技术？”杭州市春晖小学教育集团六年级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上，齐传鹏老师问道。“是人脸识别！”学生异口同声答道。这堂名为《和图像识别一起保护野生动物》的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人工智能训练大模型背后的核心逻辑。

这堂课采用的是“AI数字人教师+学校教师”双师协同模式。数字人教师通过动画与情景演示，梳理知识框架；齐传鹏则在一旁引导互动、解答疑问。为了将抽象的技术概念讲清楚，他设计了“我画你猜”互动环节。“就像你们每个人画的老虎姿态各不相同。”齐传鹏解释，“AI要想准确识别出一只东北虎，需要各种图片作为学习资料，只有足够多的数据，模型才能从中捕捉特征进行识别。”

针对中小学生的AI使用情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做过一项调研，调研对象包含32.2万名学生、28.4万名教师和5.2万名家长，覆盖31个省份。调研结果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AI，85.6%的学生尝试过用AI辅助写作业。无疑，AI已深度融入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既带来便捷，也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杭州将人工智能通识课纳入各学段地方课程后，杭州市春晖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田冰冰意识到，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需要加快步伐。但难题也摆在眼前——学校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普遍不足，课程资源也并不丰富，怎么办？

结合前期考察经验，学校最终选择引入双师课程，快速推进教学落地。“这种方式有效解决了教师难以快速上手的问题，避免了自主研发课程耗时久、全员落地慢的困境，确保课程在短时间内实现全学段铺开。”田冰冰说，开课3个月来，明显感觉通识课中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把人工智能常识与个人生活经验紧密联系起来。

人工智能通识课并非零起点推进，而是依托信息科技学科中已有的相关探索逐步拓展。但作为一门全新课程，教什么？怎么教？这是课程落地的关键环节。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不是为了培养程序员，而是让学生具备适应未来社会的核心素养。”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熊璋认为，这种素养包括对AI技术的基本认知、合理使用AI工具的能力、与AI协作的思维，以及正确的科技伦理观念，这也对课程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省多地中小学的人工智能通识课，正跳出“纯技术讲解”的框架，通过与生活场景、本土文化结合等方式，让抽象的知识变得生动鲜活，更易被学生接受。

在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生活结合起来。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与语音助手、智能音箱互动，从“对话响应”的日常体验切入，拆解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实践环节，学生用简易AI工具动手完成语音控灯等小任务，设计程序让台灯随指令亮灭。

对中小学而言，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能是知识点的生硬堆砌，而要扎根学生熟悉的场景与文化，因此地方特色课程的打磨与落地显得尤为迫切。

温州中小学的“AI+本土文化”课程让技术有了温度。温州市实验中学课堂上，学生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打造的数字人，以温州方言介绍五马街、江心屿等本土景点。《AI数字宣传大使》课程中，学生完成脚本撰写、数字人建模、宣传视频制作全流程作业，实现技术与文化传承双赢。

衢州的AI课程则对接本地产业需求。针对初中，《衢州工业AI应用基础》引导学生设计AI质检方案，由企业技术人员反馈优化；针对高中，《AI+数字经济》通过分析电商数据、AI预测消费趋势，结合当地开发区企业开展工业机器人实践，设计本地特色智慧小程序。

在不少教育部门负责人和一线教师看来，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新兴课程，不像语数外、理化生等学科体系成熟，如何开展尚无统一标准，教学中需避免盲目跟风追热点，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调整与完善。

最缺的是专业老师

尽管人工智能通识课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从试点走向普及，仍面临师资、课程、硬件三大难点，这也成为课程深入推进的“拦路虎”。

“最缺的是专业老师。”调查中，不少教育部门负责人和校长坦言，师资短缺已成为推进人工智能通识课的最大难点。

当前，多数学校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主要由信息科技教师承担，但即便是城市学校，信息科技教师也常面临教学任务重、精力分散的情况。而在偏远地区学校，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温州市藤桥小学18个班级仅有2名信息科技教师，开化县齐溪镇中心学校仅1名信息科技教师，还面临优质师资向县城流失的问题。

此外，现有基层教师的专业能力难以达到教学需求。“当前人工智能课堂教学中部分老师依然只关注AI工具的使用，没有人工智能及相关专业背景，难以深入讲解技术原理与算法逻辑、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式或研究性学习。”温州市鹿城区信息科技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林美珠说，人工智能教育要求教师持续更新知识体系，但基层教师普遍面临备课资源不足、专业指导缺乏的困境。开化县教育局副局长杜华同样呼吁，农村学校教研资源支撑不足，亟需为教师提供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或者提供教学资源。

当前，部分地区正通过名师工作室、区域教研团队等形式，探索教师成长的新路径。温州市藤桥小学信息科技教师林惠惠两年前加入林美珠工作室，不久前在温州市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上了一堂名为《智能寻路中的搜索算法》的展示课。为了把晦涩的概念学习转化为具体的探究活动，她提前准备数字化模拟实验小游戏，学生边玩边学，让原本枯燥的算法课变得生动易懂。“这样的实验游戏我自己无法完成，团队的老师帮忙出谋划策，准备了近一个月。”林惠惠说，一堂好的课，离不开教师团队的协同作战。目前，名师工作室通过定期研讨、集体磨课、资源共享模式，已培养出一批教学骨干。

嵊州市则组建了一支人工智能“薪火”团队，由20余名小学、初中、高中骨干教师组成，主要任务是开发区域课程、团队磨课试教及开展送教示范活动。开化县与浙师大合作，针对一线教师在AI教学中遇到的技术讲解、课程设计等问题开展培训。

虽已有部分地区先行探索人工智能通识课师资培训，但整体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大量基层教师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亟需相关部门给予统筹支持。

此外，课程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人工智能通识课推进的瓶颈之一。“当前教学主要还是依托信息与技术教材，缺乏对技术原理的通俗解读和跨学科实践设计，很难支撑起一节完整且有深度的课程。”有信息科技教师告诉记者。

据了解，当前省级教材正在修订，将增加人工智能相关内容篇幅，新教材计划于明年秋季正式启用，且会根据实践反馈持续优化修订。

人工智能通识课教学资源还面临技术迭代快的挑战。在熊璋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对教学资源的时效性提出高要求，资源的更新、迭代、优化及全流程管理已成为常态化工作。

针对现实问题，部分地区也在针对实际情况开发数字课程资源，杭州就即将发布人工智能通识课数字资源包。“包含教学课件和视频，还提供编程平台、半成品项目等实操素材，且支持学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二次开发，不设置使用限制，保障课程有效落地。”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教研员李伟解释，相比传统教材，数字化资源的更新更为便捷。

人工智能通识课虽无需高端设备加持，但满足基础教学需求的硬件配置仍需保障。但记者调研发现，硬件配置不均衡与设备利用率低的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学校电脑配置低、运行慢，无法支撑AI工具的使用；部分学校则缺乏传感器等设备，无法进行互动学习。

省教育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部分学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的硬件和软件保障确实面临升级需求，现有教育技术装备标准正在同步修订，将推动计算机教室的全面更新，适配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实践教学需求。

未来之路如何走

面对多重挑战，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如何破局突围？

“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分层设计需兼顾纵向学段差异与横向个体需求，构建更适配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专业教授韩中美说。

她解释，从纵向维度看，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低段学生需通过趣味互动、直观体验建立对AI的初步认知，高段学生则适合开展技术原理拆解、项目式深度探究等内容。横向维度而言，即便是同一年龄段的学生，在认知基础、兴趣方向上也存在差异，可根据学生的兴趣偏好与能力水平设置课程内容。

温州正是基于这一分层逻辑，明确推进初、中、高三阶AI课程全覆盖，提出初阶100%、中阶60%、高阶20%的学校覆盖目标。“这样的梯度设计，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层级上有所收获。”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院长徐海龙解释。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的核心定位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通识教育，而非孤立的学科课程。其价值核心在于培养学生与人工智能协同解决问题的素养，以及依托跨学科融合破解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为推动跨学科融合，熊璋提出“要组建三个圈子”：核心圈是信息科技与科学教师，第二圈扩展至所有学科教师一起推动AI与教学融合，第三圈是覆盖全校课外活动实现全场景融合。这一思路已在浙江部分学校落地。

嵊州市双塔小学探索AI与劳动教育融合，学生将所学的AI技术，结合传感器等简易设备，搭建土壤湿度监测、自动灌溉提醒等智能管理系统，实时调控蔬菜生长环境。在翻土播种、田间管护的过程中，既锤炼劳动技能，又将AI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通过整合校内教师资源、联动高校与企业力量，积极打造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教师队伍。“学校组建了以信息科技、数学、科学等学科教师为主的AI讲师团，背后还依托浙大城市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师资力量，共同开发主题课程。”该校校长章汉平说，他们还携手区教育局、辖区企业杭州纳茵特科技有限公司等成立人工智能教育联合体，攻坚关键技术、研发软硬件教具，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实践有机融合。

从技术普及到教育革新，人工智能通识课的浪潮席卷而来，但更需理性推进，不能过于急躁，需要给予足够的耐心、探索空间与思考积淀时间，在“边学边做、边研究边改进”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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