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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1980年，曹禺先生受邀访美，哥伦比亚大学出资排演英语版话剧《北京人》欢迎他。我很幸运被选中参演，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表演时不自觉流露，演出获得中西方报章高度评价。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根脉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演出也是我表演生涯的高峰。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独特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戏剧界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记者：您近年来为什么专注粤剧的发扬光大？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守护人文价值？

　　毛俊辉：粤剧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戏曲之一。香港粤剧发展尽管有特区政府扶持和老观众支持，但创新不足，作品重复较多。所以我近年专注研究香港粤剧，改编传统粤剧《百花亭赠剑》获得香港赛马会资助，曾在两届“香港艺术节”演出，并在内地巡演，这些都证明市场和观众对戏曲创新的需求和认同。

　　AI确实给戏剧创作带来危机。近年一些戏曲表演生硬拼接新元素，演员在单纯的执行要求中失去自我，很容易被AI取代。戏，是整个团队的创作项目，演员的表演更是它的核心。AI能做好程序化表演，但演员与创作团队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观众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才是戏剧艺术的真正灵魂。这是AI做不到的。

　　对年轻一代戏剧创作者来说，中西方都要学，方法要科学化、不盲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入手，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才有文化身份与文化自信。戏剧创新不是堆砌新元素，而是要将可传承发展的东西，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重新活化起来，打开表演空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名家袁雪芬女士借鉴昆曲的美、话剧的真实感来提升越剧，使越剧成为深受欢迎的新一代剧种。(完)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昨日行业协会发布新报告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1980年，曹禺先生受邀访美，哥伦比亚大学出资排演英语版话剧《北京人》欢迎他。我很幸运被选中参演，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表演时不自觉流露，演出获得中西方报章高度评价。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根脉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演出也是我表演生涯的高峰。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独特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戏剧界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记者：您近年来为什么专注粤剧的发扬光大？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守护人文价值？

　　毛俊辉：粤剧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戏曲之一。香港粤剧发展尽管有特区政府扶持和老观众支持，但创新不足，作品重复较多。所以我近年专注研究香港粤剧，改编传统粤剧《百花亭赠剑》获得香港赛马会资助，曾在两届“香港艺术节”演出，并在内地巡演，这些都证明市场和观众对戏曲创新的需求和认同。

　　AI确实给戏剧创作带来危机。近年一些戏曲表演生硬拼接新元素，演员在单纯的执行要求中失去自我，很容易被AI取代。戏，是整个团队的创作项目，演员的表演更是它的核心。AI能做好程序化表演，但演员与创作团队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观众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才是戏剧艺术的真正灵魂。这是AI做不到的。

　　对年轻一代戏剧创作者来说，中西方都要学，方法要科学化、不盲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入手，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才有文化身份与文化自信。戏剧创新不是堆砌新元素，而是要将可传承发展的东西，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重新活化起来，打开表演空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名家袁雪芬女士借鉴昆曲的美、话剧的真实感来提升越剧，使越剧成为深受欢迎的新一代剧种。(完)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一、大数据视域下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的核心概念界定

大数据技术是对数据进行加工、整理与计算的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信息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打破数据的孤立性，从碎片化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实现对复杂事物的全面认知与精准预测，为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组成，大数据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

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是以公平公正为准则，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精准锁定家庭困难学生的群体。它要求超越单一的经济困难证明，通过综合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在校消费、学业表现、行为数据等多方面信息，构建动态的“数字画像”，提升资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确保宝贵的资助资源能用于真正有需要的学生。

二、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的现实困境及成因

(一)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的现实困境

高校学生资助作为推进教育公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民生保障工程，其精准识别与分配的效能直接关系到资助资源的配置效率、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教育公平的价值彰显。当前，我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已形成多元化、全覆盖的基本格局，但在精准识别的科学性、分配机制的合理性、技术支撑的有效性等核心环节，仍面临多重因素制约。

1.识别机制的精准性有所欠缺

精准识别是资助工作的逻辑起点，重点在于通过多维度数据实现对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及实际需求的客观判断，但当前识别体系面临信息不对称与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的挑战。一方面，数据孤立与跨部门协同治理缺失导致信息获取不充分。学生家庭经济信息涉及多个数据领域，各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不健全，形成“数据壁垒”，高校难以通过跨部门数据协同获取完整、动态的学生家庭经济画像。另一方面，动态识别机制缺失导致认定结果滞后。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通行办法，仍然是依据“高等学校学生及其家庭情况调查表”“班级民主评议表”等，存在信息碎片化、静态化等问题，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家庭的真实信息。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具有动态性，受突发变故因素影响可能发生突变，但现有识别体系多采用静态认定模式，缺乏常态化的动态跟踪与调整机制，导致部分已脱贫或家庭经济状况改善的学生未能及时退出资助范围，而新增困难学生难以获得快速认定与应急帮扶，造成资助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2.分配标准难以兼顾个性化需求

资助分配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资助资源与学生实际困难程度的精准匹配，但当前分配标准存在体系固化、差异化不足等问题，难以兼顾学生的个性化、动态化需求。其一，分配标准的指标体系不够科学。现有资助分配主要以家庭经济困难等级为核心依据，等级划分多依赖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结构等指标，未能将学生的学业成本和健康状况等动态因素纳入指标体系，导致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与针对性不足。其二，分配模式的差异化程度不足。多数高校采用“等级划分、标准配给”的分配模式，忽视了学生困难的多元构成与个性化需求。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地域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关注不够，未能建立与学生实际困难程度动态匹配的资助调整机制，难以实现“按需分配”的精准资助目标，影响了资助资源的实际效果。

3.育人效果成效不够理想

扶贫必先扶智。资助工作的本质目标应是促进教育公平与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导向要求我们在关注经济援助的同时，更要重视资助的育人功能与发展价值。然而，现实中的资助工作往往将重心放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而相对忽视了受助学生的能力建设、情感需要与人格发展。这种价值取向的偏差，导致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被边缘化。将资助简单等同于经济帮扶的认知局限，使得制度设计中缺乏对学生发展需求的系统考量，造成了资助效果的表面化。单纯以资助金额、覆盖人数等量化指标来衡量工作成效，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发展状况的深度关注，弱化了资助工作应有的育人功能，使其停留在经济帮扶的浅层阶段，难以实现资助和育人的协同增效。

(二)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现实困境的成因剖析

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困境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源于多方面的深层矛盾。从本质上看，这些困境的原因在于传统资助模式与新时代精准化、个性化、发展性资助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1.识别机制精准性欠缺的深层原因

识别机制精准性不足的首要原因在于信息获取的系统性障碍。现行资助体系过度依赖学生主动申报和纸质版证明材料，这种单一的信息采集渠道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学生作为信息优势方，可能出于自尊或利益考虑而隐瞒或修饰真实情况；另一方面，高校作为信息劣势方，缺乏有效的核实手段和多元的信息来源。此外，各部门间的信息碎片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各个部门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数据分散导致信息孤岛，阻碍了全面准确的资助决策，难以实现对学生经济状况全面评估。其次，识别标准的单一化与静态化也是导致精准性不足的重要因素。现有的困难认定标准过度倚重经济指标，忽视了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和动态性。这种“一刀切”的标准化认定模式，无法适应学生的实际差异。

2.分配标准难以兼顾个性化需求的内在逻辑

当前，资助资源的分配多采用划分等级的模式，这种设计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性。这种标准化分配方式无法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在困难类型、需求层次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化需求在统一的分配标准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分配机制缺乏有效的需求反馈和动态调整功能。资助方案一旦确定，往往在整个资助周期内保持固定，缺乏基于学生实际需求变化的弹性调整空间。这种刚性的分配模式不仅导致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3.育人效果不够理想的价值理念根源

育人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资助工作的价值定位存在偏差。现有的资助方案往往将经济解困作为首要目标，而相对忽视了受助学生更深层次的需求，这种价值定位的偏差直接影响了资助工作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资助工作被简化为单纯的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其本应具有的教育功能被弱化。此外，在资助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由于开展时间较为集中、资助材料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奖助学金类别增多，部分高校将工作重心放到精细化资助管理中，而对于资助育人目标的实现没有形成更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导致育人效果不佳。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资助工作面临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突破这些困境，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创新，更需要从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层面进行系统性改革，从而实现资助工作从简单济困向全面育人的根本性转变。

(作者：朱四倍系信阳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论文系河南省教育厅教育财务管理项目“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生资助精准识别与分配机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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