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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今日研究机构公开行业新动态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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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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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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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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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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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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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官方账号，当地时间2月13—14日夜间约01:50，用于保护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残骸“新安全壳”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IAEA团队被告知，此次爆炸是一架无人机撞击了新安全壳的屋顶导致的。

新安全壳建成于2017年，是一个巨大的拱形钢结构建筑，高约110米，长260米，重达2.5万吨，能装下美国自由女神像。设计上能抵御300公里每小时的强风、零下40度的低温，以及地震、龙卷风甚至小型飞机的袭击。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核电机组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放射性物质进一步挥洒到空中，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工程师打造了一个约21层楼高的“石棺”覆盖4号反应堆。但它存在诸多问题，留下许多缝隙，且未固定在底层结构仍可能坍塌，易受雨水泄漏、沉降、地震以及飞机和弹丸等影响。

为缓解旧“石棺”的问题，建造了新安全壳。根据沙希利·浦洛基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一书中的调查显示：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关闭后（2000年），乌克兰向西方寻求的首要帮助就是修建新的掩体，用以遮蔽在爆炸发生后的数月中匆匆建造的用以覆盖四号核反应堆的石棺。乌克兰政府于1992年宣布就建造新掩体进行国际竞标。1997年6月，G7集团成员国承诺向工程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而工程总费用估计将高达7.6亿美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了切尔诺贝利掩体专项基金，用于筹措剩余款项，这又是一项重大挑战。

新掩体起初计划在2005年之前完工。可是直到2007年，法国诺瓦尔卡财团旗下的万喜建筑工程公司和布依格建筑集团才拿下建筑合同，一个重达2.5万吨、高110米、长165米、跨度257米的滑动钢制拱形掩体将覆盖在石棺之上。这座可使用上百年的拱形掩体的建设工作始于2010年，原定2005年竣工的计划被推迟到2012年，随后一推再推，先后被推延至2013年、2015年，最终于2017年完工。新安全罩工程的成本预估为15亿欧元，实际总成本超过20亿欧元。”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新石棺示意图（©Theklan）

新安全壳是在远离反应堆的地方整体组装完成后，采用一种类似铁路轨道的特殊系统，将其缓慢移动到旧“石棺”上方并精准就位，覆盖住4号反应堆残骸。

相比之下，初代安全壳——石棺的建造则要残酷得多。

初代安全壳是如何建造的

1986年6月初，政治局批准了建造石棺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由位于列宁格勒的弗拉基米尔·库尔诺索夫领导下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团队设计。斯拉夫斯基调动了自己手下所有的学术人才、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这次的建造工程好似一个军事行动，斯拉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角色，他总要亲临前线。这位年迈的部长有着丰富的应对核事故的经验，工作能力极强，他对于“小剂量”辐射带来的不良后果丝毫不放在心上。5月21日，他刚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乘坐直升机来到反应堆上空检查情况，后又徒步来到四号反应堆的废墟中。他和两名助手一起朝三号反应堆走去，他对助手们说：“事后我们一起喝一杯，这些痛苦就会过去了，但首先我们要好好检查这里的情况，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斯拉夫斯基的手下记得当时的辐射值极高，斯拉夫斯基在走向受损反应堆时要求他的助手们不要靠近：“我已经老了，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你们还年轻。”

斯拉夫斯基的团队人员将建筑工地分成12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家建筑公司负责施工。很快，在受损反应堆周边就建起了一座“小镇”，铺盖了新的道路和铁路，还搭建了生产混凝土的工厂。工程第一步是将反应堆附近污染严重的地区铺满混凝土，使得该区域变成一片相对安全的建筑工地，1957年处理奥焦尔斯克市事故时也是这么做的。即便如此，装载混凝土的卡车也要在混凝土墙后卸货，而那里的辐射值是50伦琴/小时。乌克兰及苏联其他地区的多家大型机械生产厂都收到了订单，要为这个石棺提供新的设备和零件。乌克兰政府手忙脚乱地按照政府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材料、设备及人力资源。石棺地基的建造使用了意大利设备，而一些来自联邦德国的大功率水泵则用来生产混凝土，以便用来搭建封堵反应堆的墙体。

斯拉夫斯基在亲自进行现场勘测后，首先派出了一批军人加入这场战斗。尤里·萨维诺夫将军是斯拉夫斯基先遣队的一员，他将自己的任务比喻成为军事部队着陆做准备，他们收到的指令是要击败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敌人——辐射。这批军人主要执行两项任务：清污和施工。直至6月上旬，共有两万名军官和士兵——其中大多数为预备役战士——被编入了施工营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要来切尔诺贝利一事并不知情，而已经知道此事的军人们都得到承诺，他们将得到比平常工资高5倍的收入。尽管这个承诺最终落空，这些新兵还是严守纪律，认真负责地工作着。在克格勃记录中，他们唯一一次提出抗议是由于过量辐射的问题。6月2日，有200名预备役军人选择绝食，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的营长和两位连长在吸收了最大剂量25伦琴的辐射后，被调离了这里，而有170名早已吸收足够多辐射的普通士兵，却仍然被安排留在这里。

现场超量辐射的问题直到石棺快要建好时才得以解决。那些先期来到反应堆工作的士兵要承受5—370伦琴/小时的辐射。但斯拉夫斯基继续施压，将军和经理递交战果。到了6月5日，士兵们已用特殊溶液清理干净核电站附近约80万平方米的一片区域，以及2.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表面。共有来自26个施工营队的8万名士兵参与了第一阶段的施工，他们用了9000件机械和设备零件在反应堆废墟周围搭起了一堵6米厚的混凝土墙，铺就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出入施工现场的通道。到6月底，他们完成了石棺地基的建设，共铺盖了1.5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层。据预测，完成整个工程要用到30万吨的混凝土。

准备安装石棺（©IAEAImagebank）

一切如常，却总有意外。斯拉夫斯基最心仪的方案是用直升机将一个8吨重的铝制穹顶扣在新建的石棺混凝土墙上，从而将核反应堆罩住，但计划执行时出现了差池。直升机在靠近反应堆时，穹顶从钢索中脱落了。克格勃如此描述这次意外：“飞机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在400米高空中飞行，穹顶却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

幸运的是，它并没有砸中反应堆或造成人员受伤。有人称意外发生后斯拉夫斯基边在胸口边画十字边说：“感谢上帝保佑。”后来再次进行尝试的计划被否决了，最终石棺的顶部由混凝土砖堆砌而成——和其他建筑物一样。

斯拉夫斯基手下的设计师、工程师、军官，以及苏联军事委员会从全苏联动员而来的预备役战士均轮班参与工作。第一批工人从5月中旬工作至7月中旬，第二批从7月中旬工作至9月中旬，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在11月中旬完成了石棺的建设，比政治局5月中旬设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完工期限只晚了两个月。截至建设完工时，共有约20万名工人参与施工建设，他们建成了一个40万吨重的混凝土棺材，这个建筑能帮助苏联以及整个世界抵挡由受损核反应堆释放出的高辐射的伤害。

斯拉夫斯基每两周就会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工程进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不过是他诸多“战场”中的一个。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是克里姆林宫，斯拉夫斯基于7月3日受邀参加一场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调查事故起因、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责。谁该为这场旷世的技术性灾难负责？是核反应堆的负责人员吗？是他们犯下大错，无视规章制度，破坏了这个本应十分完好的反应堆，还是斯拉夫斯基核产业帝国中，包括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在内的那些核反应堆设计者呢？斯拉夫斯基的部长身份、个人名誉以及最重要的——他的功绩，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更进一步还是毁于一旦皆系于该问题的答案。前途未明的还有石墨反应堆以及整个苏联核工业。

斯拉夫斯基相信自己的手下绝不会出错。他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故的时候，就认定这是掌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能源与电气化部的失误。石墨反应堆的设计者尼古拉·多列扎利也是动力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作为斯拉夫斯基庞大的核帝国的一部分，该研究所的设计者将事故归咎于乌克兰专家。一名知名科学家在了解到爆炸的消息后说道：“是乌克兰人造成的反应堆爆炸。”他指的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和操作员。而事实上，斯拉夫斯基、多列扎利以及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负责人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几人其实都是乌克兰人或出身于乌克兰，但他们此番指责只关乎机构，无关民族：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事想将外界对其部门和研究所的谴责转移到别处去。

4月29日，负责调查事故起因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比纳牵头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斯拉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梅什科夫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大多来自莫斯科的研究所，其中有设计出爆炸堆型的多列扎利主管的研究机构人员，也有来自亚历山德罗夫主管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研究所为石墨反应堆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工作小组从六个可能的原因着手调查，但到了5月2日，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正是核电站操作员违反技术流程，使核反应堆在涡轮机试验过程中发生爆炸。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修订版）

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

译者：宋虹、崔瑞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以上内容摘自《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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