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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呼和浩特6月17日电 题：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记者 李爱平 尚虹波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固、产业共生”，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蜕变，不仅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大成果，更是人类对抗土地荒漠化的鲜活实践。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这套融合制度创新、科技赋能、民生增收的综合治理体系，如何跨越山海、落地全球沙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建设注入中国智慧？近日，“东西问”专访了业界专家盖志毅、欧阳文杰，拆解其中奥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与欧美国家相比，内蒙古“治沙+发电+种植+养殖”一体化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盖志毅：从制度逻辑看，中国内蒙古沙漠治理实质上是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协同”的治理创新。其核心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四轮驱动机制，以及“以工代赈”和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过去单一依靠政府投入的动力与资金难题，实现了“治沙、发电、增收”的共赢。特别是“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做法，使农牧民在参与治沙劳动中获得报酬；而“公司+合作社+农牧户”模式将小农户接入大市场，光伏板下发展养殖与种植，企业负责技术与销售，农牧民通过劳动实现治沙与增收同步。

　　从文化逻辑来看，内蒙古治沙模式的创新，是一次从“被动逃离”到“主动共生”的价值重构。该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深度融合。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大聚篇》便载有夏禹“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的时令禁令；秦代《田律》亦规定春二月至夏七月期间禁止伐木、捕猎幼兽鸟卵、烧草肥田及堵塞水道。

　　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利用思想，为今天“与沙共舞”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过去，人们曾视沙漠为猛兽，多采取被动防守乃至逃离的策略；如今，治理实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不再试图消灭沙漠，而是合理利用其丰富的光热与土地资源。这一转变实现了从“对抗”到“共生”的哲学升华，在承认沙漠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上，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平衡。

2026年4月23日，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区内，连片的草方格沙障铺设在沙漠上。 记者 刘文华 摄

　　记者：这套模式依赖土地制度、牧民参与、政企科研协同，海外缺少哪些关键条件？

　　欧阳文杰：中国治沙模式的成功，根植于两大独特制度优势。

　　土地制度上，公有制避免了私有制下“千户谈判”的天价交易成本。在海外，退化土地分属众多地主，企业进行万亩连片开发需逐一协商，任何一个“钉子户”都可能导致项目停滞。且私人产权变更频繁，后继者常不愿延续前人的长期生态投入，治沙缺乏连续性。

　　社会组织上，中国依托“村两委”和合作社，能将分散农牧民高效组织为标准化治沙力量。“以工代赈”既完成生态任务，又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而海外高福利国家，失业救济常与劳动脱钩，缺乏参与艰苦治沙的激励；即便有意愿，高昂的人力成本也使项目在经济上很难承受。

　　这两大基石，使中国能够跨越周期、动员全民，完成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规模化生态工程。

2025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开启转场迁徙，数万头牲畜用3至4天时间，前往百公里外的夏牧场。 记者 刘文华 摄

　　记者：中国治沙经验可向中亚、中东沙区输出哪些标准化技术与管理方案？

　　盖志毅：在技术层面，可优先输出三项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标准化技术。比如，“微创气流植树法”，利用高压气流在沙中瞬间冲出一个种植孔，将苗木根系直接送入湿沙层，不破坏沙土原有结构。又如，“水气法种植技术”，通过水压将根系精准植入沙层深处，使其直接触及毛细水或浅层地下水，适用于地下水位较浅的洪积扇边缘区，能实现零灌溉成活。再如“光伏立体治沙”技术，即“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一体化模式。光伏板遮阴后可使地表温度降低5℃至8℃、蒸发量减少50%以上，板下自然恢复草本植被，板间可种植肉苁蓉或养殖禽畜。这一模式尤其适合中亚、中东的高光照干旱区。

　　在管理层面，库布其模式提供了三套可输出的标准化机制。

　　首先是“政府+企业+社区”的三方协同治理框架。具体操作流程为：先由政府或国际组织划定生态治理区并确权或长期租赁，再由企业通过招投标或PPP模式获得治沙及后续产业开发权，同时强制要求企业将一定比例的管护岗位和板下经营空间分配给当地社区。这一流程已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中完成初步验证。

　　其次是“以工代赈+生态补偿”双轨激励机制。将沙障铺设、苗木种植、滴灌维护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拆解为标准工时包，按“多劳多得”原则计发劳务报酬；同时对参与植被管护的家庭，每年发放与植被覆盖率挂钩的生态补偿金。

　　再次是“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输出的是“龙头企业把控技术、品牌和市场，合作社组织生产和分配任务，农户负责种植、养殖和管护”三层架构的标准操作手册，包括合作社章程范本、利润分配比例建议、小额信贷对接流程等，可帮助当地快速建立基于合作社的沙产业组织网络。

2024年1月7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珠拉图嘎查牧户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无人机照片)发 王正 摄

　　记者：如何回应海外“中国发展优先牺牲生态”的偏见？事实和数据层面生态与增收双向拉动成效如何？

　　欧阳文杰：关于“中国发展优先牺牲生态”的偏见，本质上是零和思维——认为发展与保护不可兼得。但过去十余年，中国走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长双向奔赴”的道路。

　　生态成效上，库布其沙漠治理率从21世纪初的7%提升至40%，北部建成的420公里锁边林带，使入黄泥沙量从年均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降幅达85%。增收成效上，全国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年总产值达12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50%以上。

　　聚焦鄂尔多斯，2024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75亿元。牧民孟克达来搬迁后经营民宿加甘草，年纯收入稳定在15万元至20万元；牧民周志忠经营近5000亩沙柳林，每年仅卖种苗就收入数十万元。当地累计发展500余户家庭林场，覆盖超200万亩，形成“家家有林、户户增收”的局面。

　　海外偏见源于将“发展”等同于“工业扩张”的旧范式，忽略了生态修复本身就是发展——它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增加收入。当“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捆绑时，绿水青山就自动转化为金山银山。

　　回答偏见的最好方式不是辩论，而是呈现事实和数据：2.57亿公顷荒漠上扩大的绿色清晰可见，1200亿元产值背后鼓起的钱袋，420公里锁边林带护佑的黄河安澜。事实和数据才最有说服力。(完)

　　受访者简介： 

盖志毅。 受访者供图

　　盖志毅，内蒙古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管理学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在《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获第六届国家优秀图书奖、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22年当选中国蒙古学会副会长。 

欧阳文杰。 受访者供图

　　　欧阳文杰，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项目研究。

今日研究机构传递新研究成果东西问丨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呼和浩特6月17日电 题：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记者 李爱平 尚虹波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固、产业共生”，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蜕变，不仅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大成果，更是人类对抗土地荒漠化的鲜活实践。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这套融合制度创新、科技赋能、民生增收的综合治理体系，如何跨越山海、落地全球沙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建设注入中国智慧？近日，“东西问”专访了业界专家盖志毅、欧阳文杰，拆解其中奥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与欧美国家相比，内蒙古“治沙+发电+种植+养殖”一体化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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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逻辑来看，内蒙古治沙模式的创新，是一次从“被动逃离”到“主动共生”的价值重构。该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深度融合。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大聚篇》便载有夏禹“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的时令禁令；秦代《田律》亦规定春二月至夏七月期间禁止伐木、捕猎幼兽鸟卵、烧草肥田及堵塞水道。

　　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利用思想，为今天“与沙共舞”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过去，人们曾视沙漠为猛兽，多采取被动防守乃至逃离的策略；如今，治理实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不再试图消灭沙漠，而是合理利用其丰富的光热与土地资源。这一转变实现了从“对抗”到“共生”的哲学升华，在承认沙漠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上，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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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上，中国依托“村两委”和合作社，能将分散农牧民高效组织为标准化治沙力量。“以工代赈”既完成生态任务，又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而海外高福利国家，失业救济常与劳动脱钩，缺乏参与艰苦治沙的激励；即便有意愿，高昂的人力成本也使项目在经济上很难承受。

　　这两大基石，使中国能够跨越周期、动员全民，完成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规模化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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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以工代赈+生态补偿”双轨激励机制。将沙障铺设、苗木种植、滴灌维护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拆解为标准工时包，按“多劳多得”原则计发劳务报酬；同时对参与植被管护的家庭，每年发放与植被覆盖率挂钩的生态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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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成效上，库布其沙漠治理率从21世纪初的7%提升至40%，北部建成的420公里锁边林带，使入黄泥沙量从年均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降幅达85%。增收成效上，全国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年总产值达12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50%以上。

　　聚焦鄂尔多斯，2024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75亿元。牧民孟克达来搬迁后经营民宿加甘草，年纯收入稳定在15万元至20万元；牧民周志忠经营近5000亩沙柳林，每年仅卖种苗就收入数十万元。当地累计发展500余户家庭林场，覆盖超200万亩，形成“家家有林、户户增收”的局面。

　　海外偏见源于将“发展”等同于“工业扩张”的旧范式，忽略了生态修复本身就是发展——它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增加收入。当“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捆绑时，绿水青山就自动转化为金山银山。

　　回答偏见的最好方式不是辩论，而是呈现事实和数据：2.57亿公顷荒漠上扩大的绿色清晰可见，1200亿元产值背后鼓起的钱袋，420公里锁边林带护佑的黄河安澜。事实和数据才最有说服力。(完)

　　受访者简介： 

盖志毅。 受访者供图

　　盖志毅，内蒙古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管理学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在《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获第六届国家优秀图书奖、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22年当选中国蒙古学会副会长。 

欧阳文杰。 受访者供图

　　　欧阳文杰，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项目研究。

嘉庚创新实验室氢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水荣（左）向记者介绍制氢技术。（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摄）

氢能示范项目沙盘模型。（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摄）

2024年11月，金旅氢燃料电池客车亮相进博会。（金旅客车供图）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刘艳)一股强劲的“氢风”，正在鹭岛刮起。

近日，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拿下一个大单。四川省自贡市1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采购结果公告发布，金龙成功中标1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华商厦庚氢能技术（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氢能”）传来新进展：公司600标方碱性电解槽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创下“厦门造”制氢装备出口第一单。

从上游制造端制氢装备的“出海”，到下游应用端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市场受捧，种种迹象显示，厦门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氢，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一位，为浩瀚宇宙中分布最广泛的物质之一。氢燃烧热值高，燃烧的产物为水。因此，氢能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氢能产业成为城市角逐的新赛道。厦门发展氢能产业优势何在？接下来又将如何“氢”装上阵，领跑“零碳”赛道？

用氢：“厦门造”车辆越来越“氢”

冲压、焊接、电泳、涂装、总装，走进金龙位于厦门集美的生产基地，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我们正在加紧生产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预计下半年，这些车辆将交付给四川省自贡市。”金龙高级工程师杨福清说。

加入氢气，排出纯水，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带来的是零污染的绿色出行新体验。杨福清介绍，金龙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无需燃油、无需充电，一次加氢只需10分钟，总续航里程可达500公里以上，能够很好满足城市公交的运营需求。

位于湖里的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旅客车”），氢燃料电池客车订单也是接连不断。“氢气的热值是等质量汽油的3倍，是所有化石燃料、化工燃料和生物燃料中最高的。”金旅客车新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康燕语告诉记者，目前，金旅氢燃料电池客车已在上海、淄博、大同、佛山等城市运营，彰显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氢能公交是氢能在交通领域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2005年，金龙汽车集团便开始对氢燃料电池汽车进行深入的研发、调研。2006年，金龙汽车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携手，成功研制出我国首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近年来，金龙汽车集团旗下金龙、金旅客车等三家整车企业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发展势头强劲。

除了公交车，“大块头”的重卡也越来越“氢”。今年5月，在厦门工博会上，荣获厦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金龙49T氢燃料电池半挂牵引车惊艳亮相。该产品通过集成大功率燃料电池、大容量供氢系统及高效率驱动系统，攻克了长续航氢燃料电池重卡整车一体化集成技术，标志着中国在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集团氢燃料汽车已覆盖客车、卡车和专用车等全系列商用车型。”金龙汽车集团有关负责人说，集团参与制修订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获得相关专利授权31项，截至2024年底，集团氢燃料商用车累计销量超2800辆，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令人期待的是，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即将“登鹭”，厦门翔南片区将打造光储充氢一体化示范。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参与该项目的前期策划，厦门供电公司高能级配电网建设指挥部常驻成员吴桐告诉记者，该项目利用光伏产生的绿电制氢，实现可再生能源与氢能的耦合。同时，初期建设电解水制氢、加氢、储氢一体化站，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加氢服务。

制氢：厦门绿氢制造全国领先成功“出海”

氢从哪里来？区别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可以直接开采的一次能源，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需要通过各种一次能源制取。

依托厦门大学和嘉庚创新实验室的科研实力，厦门在制氢领域以黑马之姿强势出圈。

四通道电解池测试仪器、非贵金属催化剂、智能绿氢综合应用示范……走进位于翔安的嘉庚创新实验室一楼，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氢元素”。展示墙上，氢能产业核心研发团队赫然在列。嘉庚创新实验室氢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水荣向记者一一介绍：“陶华冰副教授专注研究PEM电解水制氢，张秋根教授主要研究AEM电解水制氢，高小平博士主要研究ALK碱性电解水制氢……”

根据制取方式和碳排放量的不同，氢能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其中，以电解水制氢为代表的绿氢，基本不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既清洁又高效。“绿氢，正是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的方向、厦门布局的重点。在绿氢制造方面，厦门电解水制氢装备技术全国领先。”李水荣说，嘉庚创新实验室孵化了3家公司，分别对应ALK（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PEM（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AEM（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三种不同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集装箱大小的装备内部，纯水储存罐正在提供水源，层叠有致的电解槽不断有氢气生成，顺着连通的管道进入供氢设备……这是鹭岛氢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岛氢能”）自主开发的高性能兆瓦级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水制氢装备。

PEM制氢装备过往无法大规模商业生产，主要是因为膜电极上的催化剂依赖铱等贵金属材料，价格昂贵。铱的价格有多高？“铱的全球年产量只有7吨左右，一克价格可达到1200元。”李水荣说，既要减少氧化铱的用量，又要保障高性能，是PEM电解水制氢的关键。

嘉庚创新实验室PEM电解水制氢项目负责人、鹭岛氢能董事长陶华冰带领团队前后做了近千次试验，最终制出符合条件的催化剂，将膜电极材料上铱的用量降低了70%。2023年，鹭岛氢能PEM电解水制氢装备被国家能源局认定为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这意味着我国在该技术线路上实现全链条自主研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穿越荆棘，终见繁花。目前，鹭岛氢能PEM电解水制氢装备年产能已达1GW（吉瓦），国内公开招标市场占有率第一。

同样在氢能赛道上加速奔跑的，还有华厦氢能。华厦氢能专注于碱性电解水制氢，这一制氢技术是绿氢领域的“资深前辈”，应用范围较广。

就在这个月，华厦氢能首条幅宽2.2米的碱性电解槽专用复合隔膜智能化产线正式建成，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在绿氢装备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我们创新研发的复合隔膜，采用新型聚合物基材与纳米涂层工艺，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微孔缩小至50纳米至70纳米，肉眼根本看不到。”嘉庚创新实验室高效碱性电解水制氢项目负责人，华厦氢能创始人、CTO高小平博士告诉记者，复合隔膜的性能是碱性电解水制氢的关键因素，“与传统PPS隔膜相比，复合隔膜的气密性提高40倍，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科技部一个国家重点项目的初步测试结果中，华厦氢能产品的大部分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凭借硬核技术，华厦氢能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不久前，华厦氢能600标方碱性电解槽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福建省第一单大标方碱性电解槽出口海外。厦门氢能产业发展由此掀开亮丽新篇章。

资本的青睐，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厦门绿氢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华厦氢能获得招商局集团成员企业华商能源公司创业投资近亿元，鹭岛氢能获得德屹资本、悦石基金等机构投资数千万元，嘉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厦门嘉氢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启航氢能技术有限公司也均获得千万元产业投资。目前，嘉庚创新实验室在氢能领域落地孵化5家高科技企业，吸引投资超1亿元。”李水荣说。

储氢：全产业链条集聚优势企业

氢能储运，是制氢与用氢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氢是最轻的化学元素。“氢”于鸿毛这一特点，意味着氢易挥发，储存和运输较难。这就对氢能储运提出极高要求。

今年1月，厦钨新能全资子公司厦门厦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明阳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厦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牵手，合力打通氢能“制-储-运”的难点环节。

事实上，作为国内固态储氢材料的龙头企业，厦钨氢能在氢能储运方面成效显著。固态储氢由于具有体积储氢密度高、安全性能好等优势，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下一代储氢技术。厦钨氢能总经理陈跃辉介绍，厦钨氢能利用在贮氢合金方面的技术积累，成功开发并量产了以钛基为主的固态储氢材料，解决了固态储氢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充放的需求，提高了储氢、运氢的安全性。“厦钨氢能贮氢合金材料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

“厦门氢能产业在经历埋头前进的探索蓄势期后，已悄然崛起。”嘉庚创新实验室主任助理陈伟平一直关注并推动厦门氢能生态圈的发展，在他看来，厦门氢能产业形成了“制-储-输-加-用”的全产业链条，集聚了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或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具备了一定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

陈伟平还介绍，上游制氢环节，嘉庚创新实验室已开展包括电解水制氢、制氢电源、电化学氢泵、燃料电池、催化剂在内的13项关键技术研究，牵头或参与6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拥有超过60项氢能技术核心专利。核心技术完成“样品-产品-商品”转化，正推动以能源科技创新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中游储运加氢环节，厦门有一定产业积累和亮点，代表企业包括厦钨氢能、林德气体等；下游用氢环节，有金龙汽车集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头部企业支撑。“近年来，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厦门新能源产业的新增长引擎。”

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是城市对产业的布局。在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厦门明确将氢能与储能作为未来产业布局。

今年6月，市发改委发布《厦门市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年—2027年）（征求意见稿）》。该行动计划为厦门氢能产业发展制定了路线图。

打造氢能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打造氢能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序开发氢能示范应用场景、着力拓展多领域示范应用……根据该行动计划，厦门将争创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推动电解水制氢成套装备、固态储氢材料及装备、氢燃料电池成套设备、氢能汽车、氢能备用电源以及对应的关键材料、零部件、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保持国际领先。实现关键技术装备及零部件本地化生产并鼓励出口，到2027年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政策加持，“氢”装上阵。可以预测，厦门氢能产业将迈入“黄金发展期”，助力城市能源绿色转型、打造“新能源产业创新之城”。

鹭江茶桌仔

练好“氢”功逐绿未来

●刘艳

氢既是能源，也是重要化工原料。谁在氢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在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就能抢占先机。

可以看到，作为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凭借零排放、高效能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正引领全球能源变革。

从国内来看，在“双碳”目标下，各大城市对氢能产业表现出极大热情，氢能产业成为各地竞相追逐的热点。

当前，氢能产业处于市场加速培育期，随着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成熟，即将迎来重要的发展窗口期。

参考锂电、光伏等新能源推广历程，3年至5年制氢装备、电池电堆等部分环节将快速发展，5年至10年有望实现全面商业化市场化。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30年全球氢能产业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我国市场规模可达到5300亿元。

厦门氢能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策引导、企业创新、科研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了这座城市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澎湃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氢能产业待成长、应用待突破等问题需要破解。以应用场景为例，厦门现有氢气主要作为化工原料用于工业制造，尚无作为能源在交通、电力、建筑等领域的应用场景。

短板就是发力点，痛点就是突破口。练好“氢”功，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创新和突破。厦门正加足马力，探索更加广阔的绿色未来。

亮眼成绩

●2006年，金龙汽车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开展合作，成功研制出我国首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金龙汽车集团参与制修订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获得相关专利授权31项，截至2024年底，集团氢燃料商用车累计销量超2800辆，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华厦氢能600标方碱性电解槽近日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福建省第一单大标方碱性电解槽出口海外。

发展目标

根据《厦门市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年—2027年）（征求意见稿）》，我市将争创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推动电解水制氢成套装备、固态储氢材料及装备、氢燃料电池成套设备、氢能汽车、氢能备用电源以及对应的关键材料、零部件、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保持国际领先。到2027年，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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