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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呼和浩特6月17日电 题: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记者 李爱平 尚虹波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固、产业共生”,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蜕变,不仅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大成果,更是人类对抗土地荒漠化的鲜活实践。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这套融合制度创新、科技赋能、民生增收的综合治理体系,如何跨越山海、落地全球沙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建设注入中国智慧?近日,“东西问”专访了业界专家盖志毅、欧阳文杰,拆解其中奥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与欧美国家相比,内蒙古“治沙+发电+种植+养殖”一体化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盖志毅:从制度逻辑看,中国内蒙古沙漠治理实质上是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协同”的治理创新。其核心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四轮驱动机制,以及“以工代赈”和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过去单一依靠政府投入的动力与资金难题,实现了“治沙、发电、增收”的共赢。特别是“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做法,使农牧民在参与治沙劳动中获得报酬;而“公司+合作社+农牧户”模式将小农户接入大市场,光伏板下发展养殖与种植,企业负责技术与销售,农牧民通过劳动实现治沙与增收同步。
从文化逻辑来看,内蒙古治沙模式的创新,是一次从“被动逃离”到“主动共生”的价值重构。该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深度融合。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大聚篇》便载有夏禹“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的时令禁令;秦代《田律》亦规定春二月至夏七月期间禁止伐木、捕猎幼兽鸟卵、烧草肥田及堵塞水道。
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利用思想,为今天“与沙共舞”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过去,人们曾视沙漠为猛兽,多采取被动防守乃至逃离的策略;如今,治理实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不再试图消灭沙漠,而是合理利用其丰富的光热与土地资源。这一转变实现了从“对抗”到“共生”的哲学升华,在承认沙漠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上,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平衡。
2026年4月23日,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区内,连片的草方格沙障铺设在沙漠上。 记者 刘文华 摄记者:这套模式依赖土地制度、牧民参与、政企科研协同,海外缺少哪些关键条件?
欧阳文杰:中国治沙模式的成功,根植于两大独特制度优势。
土地制度上,公有制避免了私有制下“千户谈判”的天价交易成本。在海外,退化土地分属众多地主,企业进行万亩连片开发需逐一协商,任何一个“钉子户”都可能导致项目停滞。且私人产权变更频繁,后继者常不愿延续前人的长期生态投入,治沙缺乏连续性。
社会组织上,中国依托“村两委”和合作社,能将分散农牧民高效组织为标准化治沙力量。“以工代赈”既完成生态任务,又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而海外高福利国家,失业救济常与劳动脱钩,缺乏参与艰苦治沙的激励;即便有意愿,高昂的人力成本也使项目在经济上很难承受。
这两大基石,使中国能够跨越周期、动员全民,完成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规模化生态工程。
记者:中国治沙经验可向中亚、中东沙区输出哪些标准化技术与管理方案?
盖志毅:在技术层面,可优先输出三项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标准化技术。比如,“微创气流植树法”,利用高压气流在沙中瞬间冲出一个种植孔,将苗木根系直接送入湿沙层,不破坏沙土原有结构。又如,“水气法种植技术”,通过水压将根系精准植入沙层深处,使其直接触及毛细水或浅层地下水,适用于地下水位较浅的洪积扇边缘区,能实现零灌溉成活。再如“光伏立体治沙”技术,即“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一体化模式。光伏板遮阴后可使地表温度降低5℃至8℃、蒸发量减少50%以上,板下自然恢复草本植被,板间可种植肉苁蓉或养殖禽畜。这一模式尤其适合中亚、中东的高光照干旱区。
在管理层面,库布其模式提供了三套可输出的标准化机制。
首先是“政府+企业+社区”的三方协同治理框架。具体操作流程为:先由政府或国际组织划定生态治理区并确权或长期租赁,再由企业通过招投标或PPP模式获得治沙及后续产业开发权,同时强制要求企业将一定比例的管护岗位和板下经营空间分配给当地社区。这一流程已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中完成初步验证。
其次是“以工代赈+生态补偿”双轨激励机制。将沙障铺设、苗木种植、滴灌维护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拆解为标准工时包,按“多劳多得”原则计发劳务报酬;同时对参与植被管护的家庭,每年发放与植被覆盖率挂钩的生态补偿金。
再次是“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输出的是“龙头企业把控技术、品牌和市场,合作社组织生产和分配任务,农户负责种植、养殖和管护”三层架构的标准操作手册,包括合作社章程范本、利润分配比例建议、小额信贷对接流程等,可帮助当地快速建立基于合作社的沙产业组织网络。
2024年1月7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珠拉图嘎查牧户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无人机照片)发 王正 摄记者:如何回应海外“中国发展优先牺牲生态”的偏见?事实和数据层面生态与增收双向拉动成效如何?
欧阳文杰:关于“中国发展优先牺牲生态”的偏见,本质上是零和思维——认为发展与保护不可兼得。但过去十余年,中国走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长双向奔赴”的道路。
生态成效上,库布其沙漠治理率从21世纪初的7%提升至40%,北部建成的420公里锁边林带,使入黄泥沙量从年均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降幅达85%。增收成效上,全国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年总产值达12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50%以上。
聚焦鄂尔多斯,2024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75亿元。牧民孟克达来搬迁后经营民宿加甘草,年纯收入稳定在15万元至20万元;牧民周志忠经营近5000亩沙柳林,每年仅卖种苗就收入数十万元。当地累计发展500余户家庭林场,覆盖超200万亩,形成“家家有林、户户增收”的局面。
海外偏见源于将“发展”等同于“工业扩张”的旧范式,忽略了生态修复本身就是发展——它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增加收入。当“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捆绑时,绿水青山就自动转化为金山银山。
回答偏见的最好方式不是辩论,而是呈现事实和数据:2.57亿公顷荒漠上扩大的绿色清晰可见,1200亿元产值背后鼓起的钱袋,420公里锁边林带护佑的黄河安澜。事实和数据才最有说服力。(完)
受访者简介:
盖志毅。 受访者供图盖志毅,内蒙古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管理学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在《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获第六届国家优秀图书奖、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22年当选中国蒙古学会副会长。
欧阳文杰。 受访者供图欧阳文杰,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项目研究。
本月官方渠道发布重要报告东西问丨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呼和浩特6月17日电 题:中国沙漠治理经验,如何与世界共享?
记者 李爱平 尚虹波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固、产业共生”,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蜕变,不仅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大成果,更是人类对抗土地荒漠化的鲜活实践。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这套融合制度创新、科技赋能、民生增收的综合治理体系,如何跨越山海、落地全球沙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建设注入中国智慧?近日,“东西问”专访了业界专家盖志毅、欧阳文杰,拆解其中奥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与欧美国家相比,内蒙古“治沙+发电+种植+养殖”一体化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盖志毅:从制度逻辑看,中国内蒙古沙漠治理实质上是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协同”的治理创新。其核心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四轮驱动机制,以及“以工代赈”和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过去单一依靠政府投入的动力与资金难题,实现了“治沙、发电、增收”的共赢。特别是“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做法,使农牧民在参与治沙劳动中获得报酬;而“公司+合作社+农牧户”模式将小农户接入大市场,光伏板下发展养殖与种植,企业负责技术与销售,农牧民通过劳动实现治沙与增收同步。
从文化逻辑来看,内蒙古治沙模式的创新,是一次从“被动逃离”到“主动共生”的价值重构。该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深度融合。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大聚篇》便载有夏禹“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的时令禁令;秦代《田律》亦规定春二月至夏七月期间禁止伐木、捕猎幼兽鸟卵、烧草肥田及堵塞水道。
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利用思想,为今天“与沙共舞”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过去,人们曾视沙漠为猛兽,多采取被动防守乃至逃离的策略;如今,治理实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不再试图消灭沙漠,而是合理利用其丰富的光热与土地资源。这一转变实现了从“对抗”到“共生”的哲学升华,在承认沙漠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上,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平衡。
2026年4月23日,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区内,连片的草方格沙障铺设在沙漠上。 记者 刘文华 摄记者:这套模式依赖土地制度、牧民参与、政企科研协同,海外缺少哪些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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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上,中国依托“村两委”和合作社,能将分散农牧民高效组织为标准化治沙力量。“以工代赈”既完成生态任务,又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而海外高福利国家,失业救济常与劳动脱钩,缺乏参与艰苦治沙的激励;即便有意愿,高昂的人力成本也使项目在经济上很难承受。
这两大基石,使中国能够跨越周期、动员全民,完成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规模化生态工程。
记者:中国治沙经验可向中亚、中东沙区输出哪些标准化技术与管理方案?
盖志毅:在技术层面,可优先输出三项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标准化技术。比如,“微创气流植树法”,利用高压气流在沙中瞬间冲出一个种植孔,将苗木根系直接送入湿沙层,不破坏沙土原有结构。又如,“水气法种植技术”,通过水压将根系精准植入沙层深处,使其直接触及毛细水或浅层地下水,适用于地下水位较浅的洪积扇边缘区,能实现零灌溉成活。再如“光伏立体治沙”技术,即“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一体化模式。光伏板遮阴后可使地表温度降低5℃至8℃、蒸发量减少50%以上,板下自然恢复草本植被,板间可种植肉苁蓉或养殖禽畜。这一模式尤其适合中亚、中东的高光照干旱区。
在管理层面,库布其模式提供了三套可输出的标准化机制。
首先是“政府+企业+社区”的三方协同治理框架。具体操作流程为:先由政府或国际组织划定生态治理区并确权或长期租赁,再由企业通过招投标或PPP模式获得治沙及后续产业开发权,同时强制要求企业将一定比例的管护岗位和板下经营空间分配给当地社区。这一流程已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中完成初步验证。
其次是“以工代赈+生态补偿”双轨激励机制。将沙障铺设、苗木种植、滴灌维护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拆解为标准工时包,按“多劳多得”原则计发劳务报酬;同时对参与植被管护的家庭,每年发放与植被覆盖率挂钩的生态补偿金。
再次是“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输出的是“龙头企业把控技术、品牌和市场,合作社组织生产和分配任务,农户负责种植、养殖和管护”三层架构的标准操作手册,包括合作社章程范本、利润分配比例建议、小额信贷对接流程等,可帮助当地快速建立基于合作社的沙产业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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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文杰:关于“中国发展优先牺牲生态”的偏见,本质上是零和思维——认为发展与保护不可兼得。但过去十余年,中国走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长双向奔赴”的道路。
生态成效上,库布其沙漠治理率从21世纪初的7%提升至40%,北部建成的420公里锁边林带,使入黄泥沙量从年均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降幅达85%。增收成效上,全国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年总产值达12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50%以上。
聚焦鄂尔多斯,2024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75亿元。牧民孟克达来搬迁后经营民宿加甘草,年纯收入稳定在15万元至20万元;牧民周志忠经营近5000亩沙柳林,每年仅卖种苗就收入数十万元。当地累计发展500余户家庭林场,覆盖超200万亩,形成“家家有林、户户增收”的局面。
海外偏见源于将“发展”等同于“工业扩张”的旧范式,忽略了生态修复本身就是发展——它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增加收入。当“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捆绑时,绿水青山就自动转化为金山银山。
回答偏见的最好方式不是辩论,而是呈现事实和数据:2.57亿公顷荒漠上扩大的绿色清晰可见,1200亿元产值背后鼓起的钱袋,420公里锁边林带护佑的黄河安澜。事实和数据才最有说服力。(完)
受访者简介:
盖志毅。 受访者供图盖志毅,内蒙古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管理学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在《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获第六届国家优秀图书奖、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22年当选中国蒙古学会副会长。
欧阳文杰。 受访者供图欧阳文杰,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项目研究。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官方账号,当地时间2月13—14日夜间约01:50,用于保护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残骸“新安全壳”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IAEA团队被告知,此次爆炸是一架无人机撞击了新安全壳的屋顶导致的。
新安全壳建成于2017年,是一个巨大的拱形钢结构建筑,高约110米,长260米,重达2.5万吨,能装下美国自由女神像。设计上能抵御300公里每小时的强风、零下40度的低温,以及地震、龙卷风甚至小型飞机的袭击。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核电机组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放射性物质进一步挥洒到空中,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工程师打造了一个约21层楼高的“石棺”覆盖4号反应堆。但它存在诸多问题,留下许多缝隙,且未固定在底层结构仍可能坍塌,易受雨水泄漏、沉降、地震以及飞机和弹丸等影响。
为缓解旧“石棺”的问题,建造了新安全壳。根据沙希利·浦洛基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一书中的调查显示: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关闭后(2000年),乌克兰向西方寻求的首要帮助就是修建新的掩体,用以遮蔽在爆炸发生后的数月中匆匆建造的用以覆盖四号核反应堆的石棺。乌克兰政府于1992年宣布就建造新掩体进行国际竞标。1997年6月,G7集团成员国承诺向工程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而工程总费用估计将高达7.6亿美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了切尔诺贝利掩体专项基金,用于筹措剩余款项,这又是一项重大挑战。
新掩体起初计划在2005年之前完工。可是直到2007年,法国诺瓦尔卡财团旗下的万喜建筑工程公司和布依格建筑集团才拿下建筑合同,一个重达2.5万吨、高110米、长165米、跨度257米的滑动钢制拱形掩体将覆盖在石棺之上。这座可使用上百年的拱形掩体的建设工作始于2010年,原定2005年竣工的计划被推迟到2012年,随后一推再推,先后被推延至2013年、2015年,最终于2017年完工。新安全罩工程的成本预估为15亿欧元,实际总成本超过20亿欧元。”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新石棺示意图(©Theklan)
新安全壳是在远离反应堆的地方整体组装完成后,采用一种类似铁路轨道的特殊系统,将其缓慢移动到旧“石棺”上方并精准就位,覆盖住4号反应堆残骸。
相比之下,初代安全壳——石棺的建造则要残酷得多。
初代安全壳是如何建造的
1986年6月初,政治局批准了建造石棺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由位于列宁格勒的弗拉基米尔·库尔诺索夫领导下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团队设计。斯拉夫斯基调动了自己手下所有的学术人才、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这次的建造工程好似一个军事行动,斯拉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角色,他总要亲临前线。这位年迈的部长有着丰富的应对核事故的经验,工作能力极强,他对于“小剂量”辐射带来的不良后果丝毫不放在心上。5月21日,他刚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乘坐直升机来到反应堆上空检查情况,后又徒步来到四号反应堆的废墟中。他和两名助手一起朝三号反应堆走去,他对助手们说:“事后我们一起喝一杯,这些痛苦就会过去了,但首先我们要好好检查这里的情况,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斯拉夫斯基的手下记得当时的辐射值极高,斯拉夫斯基在走向受损反应堆时要求他的助手们不要靠近:“我已经老了,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你们还年轻。”
斯拉夫斯基的团队人员将建筑工地分成12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家建筑公司负责施工。很快,在受损反应堆周边就建起了一座“小镇”,铺盖了新的道路和铁路,还搭建了生产混凝土的工厂。工程第一步是将反应堆附近污染严重的地区铺满混凝土,使得该区域变成一片相对安全的建筑工地,1957年处理奥焦尔斯克市事故时也是这么做的。即便如此,装载混凝土的卡车也要在混凝土墙后卸货,而那里的辐射值是50伦琴/小时。乌克兰及苏联其他地区的多家大型机械生产厂都收到了订单,要为这个石棺提供新的设备和零件。乌克兰政府手忙脚乱地按照政府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材料、设备及人力资源。石棺地基的建造使用了意大利设备,而一些来自联邦德国的大功率水泵则用来生产混凝土,以便用来搭建封堵反应堆的墙体。
斯拉夫斯基在亲自进行现场勘测后,首先派出了一批军人加入这场战斗。尤里·萨维诺夫将军是斯拉夫斯基先遣队的一员,他将自己的任务比喻成为军事部队着陆做准备,他们收到的指令是要击败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敌人——辐射。这批军人主要执行两项任务:清污和施工。直至6月上旬,共有两万名军官和士兵——其中大多数为预备役战士——被编入了施工营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要来切尔诺贝利一事并不知情,而已经知道此事的军人们都得到承诺,他们将得到比平常工资高5倍的收入。尽管这个承诺最终落空,这些新兵还是严守纪律,认真负责地工作着。在克格勃记录中,他们唯一一次提出抗议是由于过量辐射的问题。6月2日,有200名预备役军人选择绝食,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的营长和两位连长在吸收了最大剂量25伦琴的辐射后,被调离了这里,而有170名早已吸收足够多辐射的普通士兵,却仍然被安排留在这里。
现场超量辐射的问题直到石棺快要建好时才得以解决。那些先期来到反应堆工作的士兵要承受5—370伦琴/小时的辐射。但斯拉夫斯基继续施压,将军和经理递交战果。到了6月5日,士兵们已用特殊溶液清理干净核电站附近约80万平方米的一片区域,以及2.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表面。共有来自26个施工营队的8万名士兵参与了第一阶段的施工,他们用了9000件机械和设备零件在反应堆废墟周围搭起了一堵6米厚的混凝土墙,铺就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出入施工现场的通道。到6月底,他们完成了石棺地基的建设,共铺盖了1.5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层。据预测,完成整个工程要用到30万吨的混凝土。
准备安装石棺(©IAEAImagebank)
一切如常,却总有意外。斯拉夫斯基最心仪的方案是用直升机将一个8吨重的铝制穹顶扣在新建的石棺混凝土墙上,从而将核反应堆罩住,但计划执行时出现了差池。直升机在靠近反应堆时,穹顶从钢索中脱落了。克格勃如此描述这次意外:“飞机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在400米高空中飞行,穹顶却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
幸运的是,它并没有砸中反应堆或造成人员受伤。有人称意外发生后斯拉夫斯基边在胸口边画十字边说:“感谢上帝保佑。”后来再次进行尝试的计划被否决了,最终石棺的顶部由混凝土砖堆砌而成——和其他建筑物一样。
斯拉夫斯基手下的设计师、工程师、军官,以及苏联军事委员会从全苏联动员而来的预备役战士均轮班参与工作。第一批工人从5月中旬工作至7月中旬,第二批从7月中旬工作至9月中旬,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在11月中旬完成了石棺的建设,比政治局5月中旬设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完工期限只晚了两个月。截至建设完工时,共有约20万名工人参与施工建设,他们建成了一个40万吨重的混凝土棺材,这个建筑能帮助苏联以及整个世界抵挡由受损核反应堆释放出的高辐射的伤害。
斯拉夫斯基每两周就会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工程进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不过是他诸多“战场”中的一个。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是克里姆林宫,斯拉夫斯基于7月3日受邀参加一场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调查事故起因、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责。谁该为这场旷世的技术性灾难负责?是核反应堆的负责人员吗?是他们犯下大错,无视规章制度,破坏了这个本应十分完好的反应堆,还是斯拉夫斯基核产业帝国中,包括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在内的那些核反应堆设计者呢?斯拉夫斯基的部长身份、个人名誉以及最重要的——他的功绩,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更进一步还是毁于一旦皆系于该问题的答案。前途未明的还有石墨反应堆以及整个苏联核工业。
斯拉夫斯基相信自己的手下绝不会出错。他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故的时候,就认定这是掌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能源与电气化部的失误。石墨反应堆的设计者尼古拉·多列扎利也是动力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作为斯拉夫斯基庞大的核帝国的一部分,该研究所的设计者将事故归咎于乌克兰专家。一名知名科学家在了解到爆炸的消息后说道:“是乌克兰人造成的反应堆爆炸。”他指的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和操作员。而事实上,斯拉夫斯基、多列扎利以及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负责人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几人其实都是乌克兰人或出身于乌克兰,但他们此番指责只关乎机构,无关民族: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事想将外界对其部门和研究所的谴责转移到别处去。
4月29日,负责调查事故起因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比纳牵头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斯拉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梅什科夫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大多来自莫斯科的研究所,其中有设计出爆炸堆型的多列扎利主管的研究机构人员,也有来自亚历山德罗夫主管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研究所为石墨反应堆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工作小组从六个可能的原因着手调查,但到了5月2日,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正是核电站操作员违反技术流程,使核反应堆在涡轮机试验过程中发生爆炸。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修订版)
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
译者:宋虹、崔瑞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以上内容摘自《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