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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昨日官方通报重大研究成果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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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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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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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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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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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作为一名喝海河水长大的歌唱者，当我在舞台上唱响《多情的土地》那熟悉的旋律时，当“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的歌词从心底涌出时，眼前浮现的总是海河两岸的晨光暮色，耳畔回响的也总是天津卫的市井欢歌。这首歌由施光南先生作曲，承载着一代人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于我而言，这“多情的土地”有着更为生动的模样——它是漕运码头的喧腾过往，是洋楼与胡同的和谐共生，是工人师傅们质朴的掌声，更是熔铸在天津人血脉中的兼容与坚韧。作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我深耕艺术五十余载，愈发清晰地感知到，我的歌声与津派文化早已血脉相连，这首歌便是我向这片土地致敬的最佳注脚。
津派文化的底色是兼容并蓄的包容之美，这恰如《多情的土地》中“阵阵花香鸟语”的多彩景致，在海河两岸铺展千年。天津因漕运而兴，因开埠而盛，河海交汇的地理格局造就了文化上的开阔胸襟。我初到天津时，便被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吸引。
我在启蒙阶段接触的音乐，就兼具南北风韵与中西特色——既有北方曲艺的韵律铿锵，也有江南小调的婉转悠扬；既有歌咏传唱的和声训练，也有传统民歌的口授心传。这种多元滋养在我后来的艺术生涯中逐渐显现，施光南先生倡导的“艺术歌曲民族化、民族歌曲艺术化”理念，与天津文化的兼容特质不谋而合。我们合作的诸多作品中，总能找到这种融合的痕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融入西域风情与民族器乐，《打起手鼓唱起歌》兼具草原韵律与通俗表达，而《多情的土地》则以西洋作曲技法承载中华家国情怀，这正是津派文化“海纳百川”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生动实践。
在天津的音乐版图上，这种兼容从未停步。从李叔同携歌剧《茶花女》的艺术探索，到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中西合璧；从骆玉笙京韵大鼓的醇厚韵味，到沈湘先生声乐教学的科学体系，不同流派的艺术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津派音乐独有的活力。我17岁进入天津钢锉厂当工人时，厂区的业余演出舞台上更是百花齐放——工人师傅们既能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激昂旋律，也能哼《茉莉花》的经典曲调，这种对不同音乐形式的接纳与喜爱，正是天津普通民众对文化包容的最朴素表达。如今我参与天津音乐事业发展，始终秉持这一理念，推动传统曲艺与现代流行音乐对话，促进本土音乐人与海内外同行交流，让津派音乐在兼容中不断焕发新生。
津派文化的筋骨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正如《多情的土地》中“耕耘过的田野上，一层层金黄翠绿”的生动写照，镌刻着天津人在苦难中坚守、在奋斗中收获的生命印记。我的艺术人生与天津的城市记忆深度交织，那些困顿岁月里的坚守，正是津派文化精神在我身上的具象体现。我在煤油灯下读书练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予我百折不挠的力量，《飞鸟集》让我在困顿中坚守艺术的纯粹。在天津钢锉厂的七年里，我每天早晨上班前都会在工厂厂房后边的大水坑边练声，这成为那段岁月最特别的注脚。工人师傅们的鼓励是我最早的掌声，他们质朴的笑容让我明白，艺术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品，而是扎根生活、慰藉心灵的力量。
这种奋斗精神深深植根于天津的城市基因中。从开埠后实业救国的探索，到改革开放工业转型的阵痛，天津人始终以坚韧的姿态面对挑战。在艺术领域，这种精神同样代代相传。施光南先生在创作生涯中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即便在艰难岁月里，也从未停止对美好旋律的追求。他倒在心爱的钢琴旁时，留下的仍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赞颂。于淑珍老师与我亦师亦友，我们同吃同住同登台的岁月里，她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对生活的乐观精神深深影响着我。正是这些前辈艺术家的坚守与传承，让津派文化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每当我走进基层社区、工厂工地、乡村学校进行公益演出，看到观众眼中的热爱与期盼，便愈发坚定“人民音乐为人民”的信念。这既是对津派文化奋斗精神的传承，也是一名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津派文化的灵魂是感恩怀本的赤子之心，正如《多情的土地》中“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仿佛捧起理想和希冀”的深情告白，诠释着天津人重情重义、不忘根源的精神品格。我在天津生活七十余载，这片土地给予我的不仅是艺术的滋养，更有生命的温暖。从启蒙老师，到天津歌舞团的前辈同仁；从施光南先生的悉心指导，到于淑珍老师的无私帮助；从工人师傅们的淳朴关怀，到歌迷朋友的长久支持，这些温暖的记忆构成了我艺术人生的底色。即便后来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等诸多荣誉，即便有多家国家级艺术团体伸出橄榄枝，我依然选择回到天津歌舞剧团，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是我艺术生命的源泉。
天津人对故土的眷恋，体现在对文化传承的执着坚守中。作为在海河岸边成长起来的歌唱家，我始终将传承和弘扬津派文化视为己任。近年来，我参与了许多在天津的演出活动，推动建立青年音乐人才培养计划，助力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的艺术教育发展，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天津的音乐历史与文化底蕴。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曲艺音乐素材，将其融入现代创作；我们带领青年音乐人深入基层采风，从海河两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让津派音乐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我常常对年轻从业者说，艺术创作要“脚下有根、心中有情”。这个根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多情土地，这份情就是对津派文化的敬畏与热爱。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每当这旋律在耳畔响起，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力量。这首歌不仅是我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印记，更是津派文化精神的生动载体——它承载着兼容并蓄的包容之美，镌刻着坚韧不拔的奋斗之志，饱含着感恩怀本的赤子之心。天津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宽厚的母亲，用海河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艺术从业者，用多元文化孕育出独特的津派文脉。
如今，海河依旧奔流不息，津派文化正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篇章。作为一名扎根天津的艺术家，我将继续以歌声为笔，以真情为墨，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前行，让更多人通过我的歌声读懂天津，爱上这片充满魅力的多情土地，让津派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岁月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文关牧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