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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今日监管部门发布重要研究成果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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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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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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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就在前几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发生了一起离奇事故。

▲发生事故的陆上自卫队松本驻屯地

当地时间3月13日下午6时45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2旅团在进行“游骑兵训练”的索降训练过程中，一名机枪手携带的机枪从15米高处意外滑落，正好砸到了地面上安全员的胸口，送医后很快宣告死亡。

▲遇难者为陆自第12旅团（左）第13联队（右）的一名2等陆曹（军曹/中士）

自从机枪诞生以来，这种恐怖的武器在战场上收割了多少士兵的生命已经不计其数了，不可能再去考证谁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机关枪打死的人。不过军武菌估计，这位倒大霉的安全员恐怕是第一个被从天而降的机枪砸死的人！

▲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

虽然没有现场视频，陆上自卫队公布的信息也只是只言片语，但从这些说法之中，我们还是能够分析出不少信息的。

▲陆上自卫队装备的米尼米机枪

首先，根据自卫队公布的信息，事故发生时，掉落的机枪是一挺5.56毫米米尼米机枪，这也是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轻机枪。

▲日本制造的米尼米机枪

米尼米机枪是比利时FN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5.56毫米小口径轻机枪，被20多个国家采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M249轻机枪。日本自卫队也在1993年引进了这种机枪，命名为“5.56毫米机关枪MINIMI”，由日本住友重工负责生产。

2023年，由于米尼米机枪的性能已经落后，日本自卫队从比利时引进了新型的米尼米MK3轻机枪，米尼米MK3的结构和原型与老款基本一致，但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性能得到了提升。

▲日本引进的米尼米MK3机枪

不过，由于住友重工在2013年被曝光出通过数据造假，长期向陆上自卫队提供不合格的机枪，日本也放弃了引进新机枪生产线的想法，改为直接进口整枪，命名为“5.56毫米机关枪MINIMI(B)”。不过，这种新机枪还没有大规模换装，此次事件中掉落的应该还是老式的米尼米机枪。

作为一种弹链供弹的轻机枪，米尼米机枪长约一米，重量达到了7公斤。这个重量比一般的哑铃还要沉上一些，从15米的高空掉落，砸死一个人简直绰绰有余。更要命的是，这挺机枪直接砸到了死者的左胸口，估计心脏都给砸烂了。

这就带来了第一个疑问：这机枪是怎么掉下来的？

原因不外乎两种：要么是枪背带从机枪手的肩上滑落，要么就是背带脱扣甚至直接断掉导致机枪滑落的。

先说第一种。自从枪械诞生以来，枪背带就是长身管火器的重要配件，能够极大方便射手携带武器。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枪背带种类异常丰富，原理和携行方式也各不相同。

而日本陆上自卫队采用的米尼米机枪作为一种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轻机枪，采取了比较传统的两点式背带固定方式——在枪托和护木前端设置两个钢制背带环。射手既能单肩背负机枪，方便快速出枪和行进间射击，也能将机枪稳固的斜背在背上，这也是军用枪械主流的背带设计。

如果机枪手使用了单肩背负机枪的方式，虽然提高了出枪速度，但在索降等任务过程中，机枪就有从肩膀上滑落的风险。陆上自卫队的操典也规定，机枪手在索降过程中，必须要斜背着机枪，防止武器意外滑落。

作为有资格参加“游骑兵”训练的精锐士兵，背错机枪这种低级错误恐怕是不应该犯的。事实上，日本媒体也很快公布了进一步的信息：事发时，机枪枪口部分的背带意外脱落，这才导致了机枪的滑落。

那么问题又来了：究竟是枪的问题，还是背带的问题？

我们先看看米尼米机枪的背带环设计。

作为欧洲老牌的枪械大厂，FN公司对米尼米机枪的背带设计突出一个简单实用。枪托上方设置有一个钢制后背带环，护木前方的钢制隔热屏则打了一个圆孔充当背带环使用。两个背带环都是钢制材料，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复杂结构。

▲图中可以看到米尼米机枪的背带扣

虽然住友集团生产的米尼米机枪被曝光出存在质量问题，但在背带环这一点上，实在没什么偷工减料的空间。如果不是故意大力破坏，军武菌很难想象这两个结构会有什么损坏。

既然枪没有问题，问题恐怕就出在背带上了。

事实上，日本自卫队没有从国外采购，也没有使用步枪的背带，而是为米尼米机枪专门研发了专用的枪背带。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合理的，毕竟机枪比步枪重得多，使用步枪背带可能会产生脱落损坏的风险。

▲日本军迷复制的米尼米机枪背带

在结构上，这种背带采用帆布为主体，两端设有俗称“HK扣”的钢制挂钩，这也是枪带上常见的挂钩设计。理论上来说，每个HK扣能够承担几十千克的的负重，承担一挺机枪绰绰有余。而且相比标准的HK扣，日本米尼米机枪的背带扣还要更加厚重，理论上也会更坚固。

▲普通的HK扣（左）和日本米尼米机枪专用背带扣（右）

不过，HK扣的锁扣部分是用薄钢板+销钉固定，弹簧控制开合的设计。这种结构如果遭到外力压迫，的确有可能发生变形甚至损坏，导致背带脱扣。而且，即使采用钢结构，挂钩部分也会随着长期使用的拉力导致变形和破损。考虑到这些机枪和背带可能已经服役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以上，这种损坏完全有可能发生。

▲其实FN公司给米尼米机枪标配的就是这种HK扣背带

事实上，很多枪械使用者都表示，HK扣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受力缓慢变形，最终损坏导致枪械掉落。最重要的是，军武菌找到了一名前美国陆军M249机枪手的亲身体验，他曾经使用HK扣背带携带自己的M249机枪，而HK扣在此期间发生了多次损坏，导致他不得不经常更换背带扣。

▲美国枪械爱好者对HK扣背带的讨论，其中一名网友曾是美军的M249射手

显然，即使日本的米尼米机枪背带扣经过了增强设计，但依旧没有摆脱HK扣会随着使用变形损坏的缺陷。如果放在步枪上可能还好，但用于沉重的机枪，依旧可能造成损坏。这次事故中掉落的机枪，八成就是因为背带长期使用，导致了损坏脱落。

而且，在事发时，这些士兵正在滑降塔进行滑降训练，而死者就是滑降训练中的安全员。从陆上自卫队此前的训练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全员可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正好站在学员的下方。如果发现学员无法控制索降的速度，就要立即拉紧绳索，从而控制登山扣下滑的速度，防止学员摔下来。

▲被砸死的就是站在下面这种安全员

换句话说，死者的站位正好就在学员的正下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掉下来点什么东西都可能把安全员砸成重伤。这可不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一种显著的安全隐患了。

说到这里，看起来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不过在最后，这起事件还有一些隐藏的细节。

首先，何为“游骑兵训练”？大家只听过美国有个第75游骑兵团，可从来没听过日本也有啊？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游骑兵

事实上，日本陆上自卫队这个“游骑兵训练”的确模仿自美国，准确的说，是模仿自美军的“游骑兵学校”。

游骑兵学校是美国陆军的一个培训机构，专门面向全军的精英士兵和军官开放。在这里进行61天的培训后，学员们就有资格在自己的军服上佩戴游骑兵的徽章，而只有30%的学员能够通过这里的全部考验。游骑兵学校和著名的第75游骑兵团并没有隶属关系，不过，第75游骑兵团的全部军官和士官全部都是毕业于游骑兵学校的精英。

▲参加美军游骑兵学校训练的学员

陆上自卫队的“游骑兵训练”采用了和美军相似的模式和训练科目，向自卫队各部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经过特种作战训练的精英步兵。这些训练科目包括渗透、侦查、机降、游击和反游击、领导力培训等等。通过培训的士兵被允许佩戴游骑兵的徽章。游骑兵训练被视为陆上自卫队最艰苦的训练之一，全军只有8%的士兵通过了这一训练。

▲日本自卫队的游骑兵徽章

而近些年来，日本也在筹备模仿美国第75游骑兵团的模式，建立“游骑兵部队”，例如第1水陆机动联队就是一支大部分由“游骑兵”组成的轻步兵部队，超过70%的成员都拥有游骑兵资格，还设有专门的“游骑兵小队”，是日本两栖作战部队的核心。

▲第1水陆机动联队是陆上自卫队的精锐部队

其次，被砸死的这个安全员，为啥41岁了还是个中士？

▲死者是41岁的2等陆曹（中士）小林真

其实，这是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面临的主要问题——老龄化。

目前，日本自卫队面临极为巨大的征兵困难，不仅绝大多数年轻人根本不想当兵，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也导致适龄人口的缩减。1994年，日本的适龄兵役人口还有1700万，到了2018年就只剩下了1000万。因此在2018年，日本自卫队就把26岁的服役上线上调到了32岁。

32岁的新兵，放在其他国家，谁敢相信啊？

▲为了吸引年轻人当兵，自卫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自卫队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2017年，日本自卫队40岁以上的成员占比超过了37%，而美军的这一数据仅为9%。如今的自卫队，随处都能见到头发花白的老军曹，甚至有50多岁还在当兵的老大爷！

人的年龄一上来，就算身体锻炼保养的再好，各种机能也是在逐渐老化的，不可能和年轻人相提并论。指望一群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的“老兵”去打仗，显然根本不现实。

按理说，如果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十几米高处掉下来的东西应该是有机会躲开的。不知道这位41岁的老士官是不是年龄大了反应不过来，才被机枪砸到，丢了小命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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