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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新文科观察：AI时代 高校歌剧学实验室如何做“试验”？

　　杭州6月22日电(林波 孙琳茹)2025年9月，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原创歌剧《战士之路》首演。舞台上，陈纳德与陈香梅的故事在歌声与表演中被重新讲述；台下，坐着师生，以及历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

　　没有宏大的布景，没有明星光环，有的是创作者对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这部作品是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协同歌剧学院等学校师生打造的大型原创剧目之一。2026年8月，该剧将再次复排。

　　这不仅仅是一场排演——在浙江音乐学院，它本身就是一个“试验”：关于歌剧如何讲述历史，关于艺术如何跨学科对话，关于新文科实验室究竟能做什么。

2025年9月，原创歌剧《战士之路》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 浙江音乐学院供图

　　破壁：文科实验室的时代使命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实验室属于理工科——那里有显微镜、粒子对撞机、代码与算法等研究设备，在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中，产出的既有对未知疆域的概念性拓荒，也不乏撬动现实的创新性成果。

　　然而当下，人工智能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各领域知识生产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破壁”的关口——“实验室”的概念“移植”到文科领域，充满交叉性、实验性的“新文科”也应运而生。

　　艺术，亦未能游离于这场变革大潮之外。当AI生成一首歌仅需数秒，“新文科”在艺术领域便不再是简单的学科升级，而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认识论革命”。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歌剧学实验室负责人王瑞指出，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当下艺术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打破传统文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壁垒，将交叉学科思维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二是在变革中守住人文社科的“本源”，不要盲目追求技术，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处，守住那些必须由人来回答的终极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我们为何而战？

　　“技术可以模仿风格，却无法替代人的情感体验、历史理解与价值判断。文科实验室的存在，正是为了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并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王瑞说。

近日，王瑞接受专访现场。　孙琳茹 摄

　　立根：歌剧学为何能作答

　　2024年7月，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高校文科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这是全国首个聚焦歌剧学的文科实验室。

　　为什么是歌剧学？因为歌剧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从诞生起就融合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是“多种艺术要素化合为一的整体艺术”。用王瑞的话说，这种天然的跨学科属性，使歌剧学成为新文科实验室最合适的试验田之一。

　　然而，实验室的设立并非仅仅因为歌剧的“综合”属性。作为艺术桂冠上一个最为璀璨的明珠，歌剧的发展，却始终伴随着理论的困惑——例如，歌剧的“第一性”，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这些都不是钻牛角尖的问题。”王瑞说，“它们直接反映在创作实践中。”

　　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如何处理音乐、念白、戏剧冲突等关系，如何避免被贴上“话剧+唱”，或者“歌曲串烧”的标签？

　　歌剧学实验室的使命，首先就是从学理上为这些“真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这既是对歌剧艺术本身的追问，也是对新文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初衷的呼应。

4月15日，《图兰朵》演出现场一景。(浙江音乐学院供图)

　　致远：从人才培养到文明对话

　　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新文科实验更多指向创作与实践，这一特征，在歌剧学实验室中反映的尤为明显。如王瑞所说，歌剧学实验室建立之初，便是“站在歌剧历史、歌剧实践、歌剧审美以及歌剧艺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规划的”——它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高水平的综合性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歌剧学实验室坚持“以演代练”模式，让学生在原创剧目的排演中提升艺术技艺和舞台表现力，学校依托实验室还设立了歌剧学理论的硕博方向，其中博士生为浙音与兄弟院校联合培养。

　　在创作实践上，《国之歌》《李清照》《战士之路》等原创歌剧相继诞生。

　　更具深意的是实验室的国际交流功能。除定期举办国际化学术研讨会、大师班外，一批汇聚中外青年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出的歌剧在实验室的大力推动下接续上演。2024年11月，作为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歌剧《马可·波罗》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到访浙江音乐学院，并观看演出。

　　同样，今年4月，作为一项面向全球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由普契尼母校倾情打造的歌剧《图兰朵》在世界仅选四个城市上演，中国的唯一一站便落户浙江音乐学院。该学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演员共同完成了演出。

　　“这绝不仅仅是青年间的文化交流，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王瑞表示，当理性的对话可能出现壁垒时，感性的艺术反而成为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中美建交前，有‘乒乓外交’，也有费城交响乐团访华。音乐、艺术没有国界，也不需要翻译。它们能连接起不同民族情感交流与共情共鸣。这正是新文科实验室在文明对话中的不可替代性。”

　　从国际舞台回到当下语境，AI带来的冲击同样不容回避。王瑞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可贵的，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当一些行业被替代时，它本质上是进步，会释放出新的空间。”那么，被释放出的新空间由谁来填充？答案是更高阶的“人”的价值。

　　王瑞说：“技术可以模仿风格、生成旋律，但它无法重现在舞台上身心交融、刹那悸动的瞬间，无法替代一部歌剧背后对历史的追问、对和平的呼唤。”

　　“未来，歌剧学实验室要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歌剧艺术学科高地。”王瑞展望道。(完)

近日监管部门发布重要信息新文科观察：AI时代 高校歌剧学实验室如何做“试验”？

　　杭州6月22日电(林波 孙琳茹)2025年9月，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原创歌剧《战士之路》首演。舞台上，陈纳德与陈香梅的故事在歌声与表演中被重新讲述；台下，坐着师生，以及历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

　　没有宏大的布景，没有明星光环，有的是创作者对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这部作品是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协同歌剧学院等学校师生打造的大型原创剧目之一。2026年8月，该剧将再次复排。

　　这不仅仅是一场排演——在浙江音乐学院，它本身就是一个“试验”：关于歌剧如何讲述历史，关于艺术如何跨学科对话，关于新文科实验室究竟能做什么。

2025年9月，原创歌剧《战士之路》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 浙江音乐学院供图

　　破壁：文科实验室的时代使命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实验室属于理工科——那里有显微镜、粒子对撞机、代码与算法等研究设备，在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中，产出的既有对未知疆域的概念性拓荒，也不乏撬动现实的创新性成果。

　　然而当下，人工智能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各领域知识生产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破壁”的关口——“实验室”的概念“移植”到文科领域，充满交叉性、实验性的“新文科”也应运而生。

　　艺术，亦未能游离于这场变革大潮之外。当AI生成一首歌仅需数秒，“新文科”在艺术领域便不再是简单的学科升级，而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认识论革命”。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歌剧学实验室负责人王瑞指出，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当下艺术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打破传统文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壁垒，将交叉学科思维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二是在变革中守住人文社科的“本源”，不要盲目追求技术，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处，守住那些必须由人来回答的终极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我们为何而战？

　　“技术可以模仿风格，却无法替代人的情感体验、历史理解与价值判断。文科实验室的存在，正是为了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并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王瑞说。

近日，王瑞接受专访现场。　孙琳茹 摄

　　立根：歌剧学为何能作答

　　2024年7月，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高校文科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这是全国首个聚焦歌剧学的文科实验室。

　　为什么是歌剧学？因为歌剧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从诞生起就融合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是“多种艺术要素化合为一的整体艺术”。用王瑞的话说，这种天然的跨学科属性，使歌剧学成为新文科实验室最合适的试验田之一。

　　然而，实验室的设立并非仅仅因为歌剧的“综合”属性。作为艺术桂冠上一个最为璀璨的明珠，歌剧的发展，却始终伴随着理论的困惑——例如，歌剧的“第一性”，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这些都不是钻牛角尖的问题。”王瑞说，“它们直接反映在创作实践中。”

　　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如何处理音乐、念白、戏剧冲突等关系，如何避免被贴上“话剧+唱”，或者“歌曲串烧”的标签？

　　歌剧学实验室的使命，首先就是从学理上为这些“真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这既是对歌剧艺术本身的追问，也是对新文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初衷的呼应。

4月15日，《图兰朵》演出现场一景。(浙江音乐学院供图)

　　致远：从人才培养到文明对话

　　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新文科实验更多指向创作与实践，这一特征，在歌剧学实验室中反映的尤为明显。如王瑞所说，歌剧学实验室建立之初，便是“站在歌剧历史、歌剧实践、歌剧审美以及歌剧艺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规划的”——它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高水平的综合性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歌剧学实验室坚持“以演代练”模式，让学生在原创剧目的排演中提升艺术技艺和舞台表现力，学校依托实验室还设立了歌剧学理论的硕博方向，其中博士生为浙音与兄弟院校联合培养。

　　在创作实践上，《国之歌》《李清照》《战士之路》等原创歌剧相继诞生。

　　更具深意的是实验室的国际交流功能。除定期举办国际化学术研讨会、大师班外，一批汇聚中外青年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出的歌剧在实验室的大力推动下接续上演。2024年11月，作为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歌剧《马可·波罗》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到访浙江音乐学院，并观看演出。

　　同样，今年4月，作为一项面向全球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由普契尼母校倾情打造的歌剧《图兰朵》在世界仅选四个城市上演，中国的唯一一站便落户浙江音乐学院。该学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演员共同完成了演出。

　　“这绝不仅仅是青年间的文化交流，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王瑞表示，当理性的对话可能出现壁垒时，感性的艺术反而成为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中美建交前，有‘乒乓外交’，也有费城交响乐团访华。音乐、艺术没有国界，也不需要翻译。它们能连接起不同民族情感交流与共情共鸣。这正是新文科实验室在文明对话中的不可替代性。”

　　从国际舞台回到当下语境，AI带来的冲击同样不容回避。王瑞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可贵的，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当一些行业被替代时，它本质上是进步，会释放出新的空间。”那么，被释放出的新空间由谁来填充？答案是更高阶的“人”的价值。

　　王瑞说：“技术可以模仿风格、生成旋律，但它无法重现在舞台上身心交融、刹那悸动的瞬间，无法替代一部歌剧背后对历史的追问、对和平的呼唤。”

　　“未来，歌剧学实验室要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歌剧艺术学科高地。”王瑞展望道。(完)

◎梅生

由北京市曲剧团新近创排，白爱莲编剧、导演的北京曲剧《城南旧事》日前在京首演。该剧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集，以京腔京韵再现作家对北京南城童年生活的深情回望，用无场次、流动式、抒情化的舞台语汇，还原原著散文化的语言神韵。该剧将主人公英子对成长和生命的情感体验娓娓道来，铺展出具有时代特征、历史底蕴、地域风情与市井气息的生活画卷。

以童心书写悲欢离合

《城南旧事》自1960年问世以来，备受包括茅盾、丁玲等文学名家在内的读者喜爱。序言《冬阳童年骆驼队》及《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等五篇故事，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正如《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为《城南旧事》写的导赏文章所言：“全书应作一本长篇小说看……不仅全书故事有连贯性，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全都有连贯性。”

1923年到1929年，英子随父母自台湾迁到北京生活，她从临上小学到小学毕业期间的经历化为五个故事：疯女人秀贞与妞儿母女刚相认，两人便遭遇车祸丧命，喜事变成悲剧；小偷为家人的生计铤而走险被抓；兰姨娘与德先叔冲破封建束缚相恋；宋妈丢下亲生的孩子来到英子家当奶妈，痛失自己的一双儿女；父亲病逝，英子一夜长大。

面对秀贞、妞儿、小偷、宋妈等人物的命运悲剧，林海音并没有控诉社会、评判是非，而是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书写成人世界的离合悲欢、新旧时代的冲突、女性的多样面貌。她淡化了某些世俗的标准，凸显身陷命运漩涡的小人物的真善美，同时在字里行间融入成年的她对于童年的无限思念，将骆驼队的驼铃声、胡同口井窝子的水流声、课堂上的读书声、话匣子发出的洋人笑声，还有种满花草的四合院、长满蒿草的荒地、冬日暖阳、香山红叶等巧妙置入故事，令人物与环境都呈现出自然真切、可感可触的立体面貌。

谈及《城南旧事》的创作，林海音表示是为了“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坦言“是以愚騃（音同‘皑’）童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有的有趣，有的感人，真真假假，却着实地把那时代的生活形态如北平的大街小巷、日常用物、城墙骆驼、富连成学戏的孩子……都在无意中写入我的小说”。

林海音以朴拙诚挚之笔记下的私人回忆，让不同代际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每个人的童年往事都有差别，但其中的童真童趣、怀着好奇心探索世界的方式，却有跨越时空的共通性。

1983年，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导演吴贻弓说，自己在读过原著后，便“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我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慢慢地，“作者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变成两条交相辉映的彩虹”。吴贻弓借鉴留白、复沓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手法来设计抒情镜头，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让原著的主旨与气韵跃然于银幕，流动的人物与流动的风景实现了情景交融、心景互融，让这部电影至今仍被观众喜爱。

电影《城南旧事》的诗意调性，依循着原著的抒情风格；而吴贻弓给影片定下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基调，又在北京曲剧《城南旧事》的舞台上延续。

童年与成年交织出独特韵味

北京曲剧是唯一孕育诞生于北京的地方剧种，音乐唱腔与道白带有浓郁的京腔京味，格外适合演绎“京人京事”，与林海音笔下的故事有天然的契合度。导演白爱莲用北京曲剧的特质还原《城南旧事》中的人物与故事，让该剧既有与小说和电影一脉相承的气质，又有不同于小说和电影的独特韵味。

北京曲剧版以回忆引出叙事，林海音首先出场，她的年龄设定在40多岁、正在写作《城南旧事》的时期，并且具象化展现了她写作小说的过程。

该剧使用双线结构推动剧情。辅线中，中年林海音手拿洋火棍儿和碎布头等做成的玩具“小脚儿娘”上场，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北倾诉对北京的苦念。她与去世多年的父亲隔空对话，引出主线中英子的童年生活。此后，成年的林海音没有完全退出，而是如说书人般在转场之际继续讲述，还会与英子互动——英子的初次登场，是从成年林海音手中拿走“小脚儿娘”；英子被她拉着第一次见到惠安馆的疯子秀贞。似乎，林海音正以时忆时写的方式，进行着《城南旧事》的创作。

全剧的台词与唱词没有全然依照原著，而是以更为丰富的意象和细节，营造出年代质感与生活氛围。比如英子出场不久演唱的“沙营的葡萄、郎家园的枣、赛梨的萝卜、开口的石榴”等北京物产，便出自林海音的另一篇文章《苦念北平》。

童年会重临于我们心头

《城南旧事》使用虚实相生的舞台手段，让英子的玩具“小脚儿娘”化为童年时光的精灵有了人形，承担歌队的功能演绎角色，教初到北京的英子学说方言、看景瞧热闹；英子的玩伴妞儿死后，变成了小麻雀继续陪伴着她。

此外，导演用高度写意、充满象征色彩的视觉符号，展示英子眼中的世界，简单质朴却散发着哲思。该剧的舞美主体是矗立在蓝色沙丘上的一扇门和散落的行李箱。门，既是物理之门，也是心理之门。它让中年林海音打开记忆重回童年，也是英子探索世界的入口，同时指向兰姨娘与德先叔的离开，以及秀贞、妞儿、宋妈的儿女、父亲等人的死亡。看着这扇门将生死区隔，英子也告别童年长大成人。

蓝色沙丘，叠加了小说中时光、大海等意象。它可以具体地指向英子初到北京时快乐玩耍的胡同、街道，也象征着时间如沙慢慢流逝，让英子明白遗憾会与成长常伴。行李箱，无疑是人在旅途的隐喻，提着它，父母带着英子从台湾来到北京，宋妈从农村老家来到英子家，兰姨娘与德先叔携手离开，英子和母亲、弟弟、妹妹从北京去往台湾。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小说结尾，林海音用这句美好又伤感的话道出英子的一夜长大。北京曲剧《城南旧事》的结尾，与英子告别过的宋妈、小偷、兰姨娘、德先叔、父亲再次出现，叮嘱她好好长大。她抒发着不愿长大的心声，歌声停在“回故乡”三个字上。成长，的确是一场场告别，但这些人并不会从林海音的生命中消失，就像她说的，写作《城南旧事》时，“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她会变回英子，那个和同学们一起唱着“长亭外，古道边”从小学毕业的英子，那个还分不清海与天、好人与坏人的英子。

童年，也会在不轻易间，重临于每个成年人的心头。

供图/北京市曲剧团任芯仪(EN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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