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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说实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备课、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够多了吧？可孩子们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说话从不会上来就评判。比如孩子说讨厌数学，老师往往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可AI会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请孩子再多说说。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容易让孩子一下子把嘴闭上，而AI的问法反倒让孩子更愿意开口。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温柔。而且跟AI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传瞎话。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AI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李青感慨：“你永远没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认为，这暴露了家庭防线的结构性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园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张口的事，第一反应不是找家长，而是找一个‘不会评判我’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告诉记者，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事。

　　一次她好奇测试软件会不会窥屏，遮住摄像头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粉色外套、披着头发、坐在床上。对方最后承认自己是真人，说“一个月两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销账号后再也不敢多用。

　　边玉芳说：“AI平台良莠不齐，如果家庭防线建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风险不明的黑箱。”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线失守的同时，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带有评价功能，“教书、育人、考核、评优，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权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她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的真实关系。

　　孙宏艳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李老师说。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高渤轩是七年级学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为什么不爱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它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给它介绍背景，它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高渤轩说。

　　他更珍视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时，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打球时的妙传和队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沟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AI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孙宏艳认为，平台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学校的“补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一位湖北妈妈王雨萱花了几个月时间，主动了解女儿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话题，慢慢把孩子从AI陪伴软件拉回到现实对话中。“孩子过度依赖AI，并非孩子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与理解至关重要。”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今日官方渠道传递研究成果当AI偷走孩子的心，家校如何补位

　　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在一篇调研报告里第一次看到“AI倾诉”这个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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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线出现结构性漏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2025年6月至8月对全国7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面对烦恼时，近半数(46.4%)学生选择向AI倾诉，超两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过24%。

　　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也没给指导。”孙宏艳说。

　　河南信阳高二学生王樱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AI说，它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王樱的朋友们也会向AI倾诉，“反正心情会好一点”。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沟通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我说”。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级时被老师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级才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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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青少年为何宁愿跟AI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孙宏艳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时，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八成家长认为沟通了，但只有两成孩子认可与家长有沟通。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孙宏艳分析，很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其实是“伪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孩子根本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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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玉芳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篮球赛、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AI就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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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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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怎么做？孙宏艳给出了几条可落地的路径。家庭要建立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说教。”她建议家长先学“闭嘴”，每天留出10分钟无评判聊天时间，不打断、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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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方面也要主动“拆掉评价者的墙”。孙宏艳建议，老师可以每周设一节非正式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进AI通识课进校园，核心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该问AI、什么时候该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两个传统盲区也必须补齐。边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问AI那些不好张口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渠道。“学校和家庭要主动提供孩子敢问、能问的途径，比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配备学生信任的心理辅导老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采取“阶梯式脱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体育运动，用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AI只是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依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边玉芳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9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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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租赁公司“套路贷”

揭开债务陷阱

被害人叶女士的遭遇还要从2年前说起，2023年11月，叶女士需要资金周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自己与“金融管理部门”合作，能提供“内部绿色渠道”进行贷款。更让叶女士惊讶的是，对方准确报出了她刚被银行拒贷的额度、用途，甚至连征信查询次数都了如指掌。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这种精准信息打击是套路贷的新手段，它会瞬间打破受害人的心理防线，让受害人误以为对方有资源、够专业，从而放下警惕。

三天后，叶女士与电话中的业务员见了面，在了解了叶女士的详细信息后，对方为叶女士量身定制了三份合同：

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13万元，期限6个月，月息1.5%，这笔钱用于帮助叶女士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份则是一份《房屋托管合同》，在了解到叶女士有一套空置房屋后，对方提出可以帮助叶女士找到合适的租户，无论是否有租客入住，叶女士每月都能拿到2.3万元的固定收益，既可以用这笔钱偿还贷款，也能为她提供长期稳定的收入。

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真正的陷阱隐藏在第三份合同中。

第三份是《授权委托书》，其中有一条款注明：如果叶女士违约导致房屋无法出租，公司可代为清退、换锁、申请仲裁，并收取“年租金30%”的违约金，急于用钱的叶女士签约时并未在意这一条款。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蒋鹏：这三份合同就是嫌疑人设计的组合拳。他们用低息贷款、固定租金做诱饵，把真正的陷阱藏在《房屋托管合同》和《授权委托书》里，表面看是商业合作，实则是用“租金+违约金”取代了传统的“砍头息+服务费”，把非法高息拆分成看似合法的条款。

借款到账当天，叶女士就被以渠道服务费、房屋评估费的名义扣减了2.6万元，13万元借款实际到手仅10.4万元。而此后，租赁公司从未按约定支付过一分钱租金，却开始以“未按照约定腾空房屋”“叶女士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无法出租”为由，持续计收高额违约金，叶女士的债务雪球，就此开始滚动。

裂变游戏

债务如何滚成“天文数字”

当叶女士还以为“低息贷款+固定租金”是双赢合作时，第一份《违约告知函》已悄然送达，自此开始，叶女士陷入了更深的债务陷阱。

2024年3月，叶女士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第一份《违约告知函》，称她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需要清退，依据房屋托管合同，她需支付年租金30%的违约金，共计8.28万元。叶女士想解除合同，却被告知托管期限是五年，提前终止要赔偿剩余四年租金的30%，合计33.12万元。

就在叶女士焦虑不已时，业务员引荐了第二家“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债务优化”方案：再借45万元，月息仍为1.5%，既能结清违约金，又能“赎回”房屋。

在这样的数字游戏中，叶女士的债务从2023年11月的13万，飙升至2025年3月的1260万。为了“保住房子”，她先后抵押了个人及父母名下的两套房产；当债务升至900万时，公司又要求她追加弟弟名下的学区房作为担保；当债务定格在1260万时，公司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套涉案房产全部进入司法拍卖流程。

看似合规资质

背后暗藏连环陷阱

需要警惕的是，涉案的租赁公司并非“黑作坊”，据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持有备案证书且缴纳监管资金，资质合规。但这家看似正规的企业，却暗藏违规操作，正规牌照为何会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看似合规的资质背后，是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这家所谓的租赁公司的经营模式远超正常租赁范畴，表面按市场规则收租、履约，实则通过一系列隐蔽操作引导租户“违约”，进而赚取高额费用，其收入结构早已偏离租赁行业常态。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钟臻：经过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真正盈利点根本不是租金。两年半内，该公司“租金收入”仅632万元，而“违约金收入”却高达4271万元，占比87%。

首先，备案完成后，企业可合法调取房管局的租赁网签数据，精准筛选“有房、有贷”的群体，比如像叶女士这样有闲置住宅、曾被银行拒贷的人，成为他们的“精准围猎”目标。

其次，公司的合同模板套用住建部门发布的《住房租赁示范文本》，只是在补充协议里悄悄加入“30%违约金”条款，仲裁机构往往会认定这是“双方意思自治”，难以直接判定无效。

最后，公司还与多家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签订了“联合授信”协议，资金成本年息8%至12%，通过合同里的文字游戏，以年息180%贷给借款人，赚取巨额差价。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钟臻：我们通过股权穿透发现，所谓的“联合授信”方，幕后股东与这家住房租赁公司高度重合。也就是说，这些看似独立的金融机构，其实都是“一家人”，而正规的租赁牌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非法放贷的本质。

套路贷团伙暴露

源于一次“异常仲裁”

通过层层套路和数家公司的跳转，被害人根本无法察觉这背后的猫腻，而这个套路贷团伙的暴露，源于一次“异常仲裁”。2025年7月，成都仲裁委连续受理多起“住房租赁合同纠纷”，这些案件有三个共同点：

被申请人无一出庭，全部“默认”巨额违约金。

申请人都是同一家公司，代理人相同。

每套房屋在仲裁前都被申请了财产保全。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我们成立专案组后，立即对嫌疑人非法所得的4900万元出借资金进行溯源，发现多笔资金最终回流至嫌疑人个人账户。通过大量数据将仲裁记录、抵押合同、110警情交叉对比，最终串并出200余名具有套路贷特征的被害人。同时，立即固定了嫌疑人的话术剧本、放款流程、催收录音等关键电子证据。

2025年11月，警方在五处窝点同时收网，现场控制涉案人员73名，扣押服务器12台，合同档案2000余份，冻结资金2600万元，彻底摧毁了这个以租赁房屋为掩护的套路贷团伙。警方提醒，面对低息贷款、固定收益的诱惑，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谨慎面对。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一旦发现自己陷入套路贷，要及时保留合同、转账记录、催收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保护个人信息、规范征信查询权限，已不仅是隐私问题，更是关乎百姓个人财产安全的安全防线。唯有从源头堵住信息漏洞、规范使用范围、强化制度监管，才能斩断隐藏在合规外衣之下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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