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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新文科观察:AI时代 高校歌剧学实验室如何做“试验”?
杭州6月22日电(林波 孙琳茹)2025年9月,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原创歌剧《战士之路》首演。舞台上,陈纳德与陈香梅的故事在歌声与表演中被重新讲述;台下,坐着师生,以及历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
没有宏大的布景,没有明星光环,有的是创作者对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这部作品是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协同歌剧学院等学校师生打造的大型原创剧目之一。2026年8月,该剧将再次复排。
这不仅仅是一场排演——在浙江音乐学院,它本身就是一个“试验”:关于歌剧如何讲述历史,关于艺术如何跨学科对话,关于新文科实验室究竟能做什么。
2025年9月,原创歌剧《战士之路》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 浙江音乐学院供图破壁:文科实验室的时代使命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实验室属于理工科——那里有显微镜、粒子对撞机、代码与算法等研究设备,在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中,产出的既有对未知疆域的概念性拓荒,也不乏撬动现实的创新性成果。
然而当下,人工智能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各领域知识生产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破壁”的关口——“实验室”的概念“移植”到文科领域,充满交叉性、实验性的“新文科”也应运而生。
艺术,亦未能游离于这场变革大潮之外。当AI生成一首歌仅需数秒,“新文科”在艺术领域便不再是简单的学科升级,而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认识论革命”。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歌剧学实验室负责人王瑞指出,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当下艺术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打破传统文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壁垒,将交叉学科思维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二是在变革中守住人文社科的“本源”,不要盲目追求技术,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处,守住那些必须由人来回答的终极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我们为何而战?
“技术可以模仿风格,却无法替代人的情感体验、历史理解与价值判断。文科实验室的存在,正是为了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并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王瑞说。
近日,王瑞接受专访现场。 孙琳茹 摄立根:歌剧学为何能作答
2024年7月,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高校文科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这是全国首个聚焦歌剧学的文科实验室。
为什么是歌剧学?因为歌剧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从诞生起就融合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是“多种艺术要素化合为一的整体艺术”。用王瑞的话说,这种天然的跨学科属性,使歌剧学成为新文科实验室最合适的试验田之一。
然而,实验室的设立并非仅仅因为歌剧的“综合”属性。作为艺术桂冠上一个最为璀璨的明珠,歌剧的发展,却始终伴随着理论的困惑——例如,歌剧的“第一性”,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这些都不是钻牛角尖的问题。”王瑞说,“它们直接反映在创作实践中。”
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如何处理音乐、念白、戏剧冲突等关系,如何避免被贴上“话剧+唱”,或者“歌曲串烧”的标签?
歌剧学实验室的使命,首先就是从学理上为这些“真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这既是对歌剧艺术本身的追问,也是对新文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初衷的呼应。
4月15日,《图兰朵》演出现场一景。(浙江音乐学院供图)致远:从人才培养到文明对话
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新文科实验更多指向创作与实践,这一特征,在歌剧学实验室中反映的尤为明显。如王瑞所说,歌剧学实验室建立之初,便是“站在歌剧历史、歌剧实践、歌剧审美以及歌剧艺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规划的”——它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高水平的综合性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歌剧学实验室坚持“以演代练”模式,让学生在原创剧目的排演中提升艺术技艺和舞台表现力,学校依托实验室还设立了歌剧学理论的硕博方向,其中博士生为浙音与兄弟院校联合培养。
在创作实践上,《国之歌》《李清照》《战士之路》等原创歌剧相继诞生。
更具深意的是实验室的国际交流功能。除定期举办国际化学术研讨会、大师班外,一批汇聚中外青年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出的歌剧在实验室的大力推动下接续上演。2024年11月,作为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歌剧《马可·波罗》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到访浙江音乐学院,并观看演出。
同样,今年4月,作为一项面向全球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由普契尼母校倾情打造的歌剧《图兰朵》在世界仅选四个城市上演,中国的唯一一站便落户浙江音乐学院。该学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演员共同完成了演出。
“这绝不仅仅是青年间的文化交流,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王瑞表示,当理性的对话可能出现壁垒时,感性的艺术反而成为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中美建交前,有‘乒乓外交’,也有费城交响乐团访华。音乐、艺术没有国界,也不需要翻译。它们能连接起不同民族情感交流与共情共鸣。这正是新文科实验室在文明对话中的不可替代性。”
从国际舞台回到当下语境,AI带来的冲击同样不容回避。王瑞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可贵的,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当一些行业被替代时,它本质上是进步,会释放出新的空间。”那么,被释放出的新空间由谁来填充?答案是更高阶的“人”的价值。
王瑞说:“技术可以模仿风格、生成旋律,但它无法重现在舞台上身心交融、刹那悸动的瞬间,无法替代一部歌剧背后对历史的追问、对和平的呼唤。”
“未来,歌剧学实验室要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歌剧艺术学科高地。”王瑞展望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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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宏大的布景,没有明星光环,有的是创作者对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这部作品是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协同歌剧学院等学校师生打造的大型原创剧目之一。2026年8月,该剧将再次复排。
这不仅仅是一场排演——在浙江音乐学院,它本身就是一个“试验”:关于歌剧如何讲述历史,关于艺术如何跨学科对话,关于新文科实验室究竟能做什么。
2025年9月,原创歌剧《战士之路》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 浙江音乐学院供图破壁:文科实验室的时代使命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实验室属于理工科——那里有显微镜、粒子对撞机、代码与算法等研究设备,在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中,产出的既有对未知疆域的概念性拓荒,也不乏撬动现实的创新性成果。
然而当下,人工智能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各领域知识生产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破壁”的关口——“实验室”的概念“移植”到文科领域,充满交叉性、实验性的“新文科”也应运而生。
艺术,亦未能游离于这场变革大潮之外。当AI生成一首歌仅需数秒,“新文科”在艺术领域便不再是简单的学科升级,而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认识论革命”。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歌剧学实验室负责人王瑞指出,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当下艺术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打破传统文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壁垒,将交叉学科思维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二是在变革中守住人文社科的“本源”,不要盲目追求技术,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处,守住那些必须由人来回答的终极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我们为何而战?
“技术可以模仿风格,却无法替代人的情感体验、历史理解与价值判断。文科实验室的存在,正是为了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并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王瑞说。
近日,王瑞接受专访现场。 孙琳茹 摄立根:歌剧学为何能作答
2024年7月,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实验室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高校文科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这是全国首个聚焦歌剧学的文科实验室。
为什么是歌剧学?因为歌剧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从诞生起就融合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是“多种艺术要素化合为一的整体艺术”。用王瑞的话说,这种天然的跨学科属性,使歌剧学成为新文科实验室最合适的试验田之一。
然而,实验室的设立并非仅仅因为歌剧的“综合”属性。作为艺术桂冠上一个最为璀璨的明珠,歌剧的发展,却始终伴随着理论的困惑——例如,歌剧的“第一性”,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这些都不是钻牛角尖的问题。”王瑞说,“它们直接反映在创作实践中。”
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如何处理音乐、念白、戏剧冲突等关系,如何避免被贴上“话剧+唱”,或者“歌曲串烧”的标签?
歌剧学实验室的使命,首先就是从学理上为这些“真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这既是对歌剧艺术本身的追问,也是对新文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初衷的呼应。
4月15日,《图兰朵》演出现场一景。(浙江音乐学院供图)致远:从人才培养到文明对话
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新文科实验更多指向创作与实践,这一特征,在歌剧学实验室中反映的尤为明显。如王瑞所说,歌剧学实验室建立之初,便是“站在歌剧历史、歌剧实践、歌剧审美以及歌剧艺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规划的”——它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高水平的综合性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歌剧学实验室坚持“以演代练”模式,让学生在原创剧目的排演中提升艺术技艺和舞台表现力,学校依托实验室还设立了歌剧学理论的硕博方向,其中博士生为浙音与兄弟院校联合培养。
在创作实践上,《国之歌》《李清照》《战士之路》等原创歌剧相继诞生。
更具深意的是实验室的国际交流功能。除定期举办国际化学术研讨会、大师班外,一批汇聚中外青年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出的歌剧在实验室的大力推动下接续上演。2024年11月,作为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歌剧《马可·波罗》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到访浙江音乐学院,并观看演出。
同样,今年4月,作为一项面向全球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由普契尼母校倾情打造的歌剧《图兰朵》在世界仅选四个城市上演,中国的唯一一站便落户浙江音乐学院。该学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演员共同完成了演出。
“这绝不仅仅是青年间的文化交流,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王瑞表示,当理性的对话可能出现壁垒时,感性的艺术反而成为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中美建交前,有‘乒乓外交’,也有费城交响乐团访华。音乐、艺术没有国界,也不需要翻译。它们能连接起不同民族情感交流与共情共鸣。这正是新文科实验室在文明对话中的不可替代性。”
从国际舞台回到当下语境,AI带来的冲击同样不容回避。王瑞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可贵的,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当一些行业被替代时,它本质上是进步,会释放出新的空间。”那么,被释放出的新空间由谁来填充?答案是更高阶的“人”的价值。
王瑞说:“技术可以模仿风格、生成旋律,但它无法重现在舞台上身心交融、刹那悸动的瞬间,无法替代一部歌剧背后对历史的追问、对和平的呼唤。”
“未来,歌剧学实验室要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歌剧艺术学科高地。”王瑞展望道。(完)
品质旅游、高质量发展,在业界已倡导多年,涉及到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但对乡村旅游餐饮却较少涉及。其实,这个地带的品质问题有不少,满意度也大有提升空间。
为何确实存在一些短板,但较少被业界关注呢?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乡村旅游中的相当一些来自当地和周边,口味上带有相似性和趋同性,故而感觉不出明显的问题;二是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旅游就是村庄和农民办旅游,属于边学、边做、边提高的状况,不应寄予太高的期望值;三是对中远程游客来说,所前往的乡村旅游接待点总体较少,在整个行程中是拾遗补缺的,对餐饮问题有些不如意,也不会着力去表达。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在不少人的内心里,觉得路边店、小馆子、老农家的饭菜,是最为地道而有特色的,比宾馆酒店的程式化餐饮好吃,而且价格还很实惠。综合上述因素,乡村旅游餐饮品质问题似乎就不突出了。
就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和耳闻目睹来说,乡村旅游餐饮的品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谈论“乡村旅游餐饮”的话题,需首先理解3个关键词:一是乡村,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它与大中城市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这种差距保留了餐饮的诸多特色和个性,意味着原材料、烹饪方法、调味品类都有所不同;二是旅游,意味着主要食客是外来者,而不是乡里乡亲的当地人,很可能除了周边游客,还有不少是中远程的外地人,这便有了口味上的较大差别,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外;三是餐饮,因地域、气候、物产和口味不同,我国仅知名的餐饮就有7大菜系,不太知名、大众化的就更多了,加之交通阻碍等因素,全国各地乡村餐饮风格更是千差万别。
我在不少场合听过游客对乡村旅游餐饮的吐槽。譬如,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的人去西部旅游,如果下榻的是中高端酒店,供应餐饮多是融合性的,便没有吃喝之虞,但前往景区或在外吃饭,选择吃什么、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便接踵而至,有不少人只能买一盒泡面;游客前往云桂黔的乡村,很多民宿和乡村餐馆提供的早餐就是煮一碗米粉或面条,外加一点副食品,让人觉得种类太过单一;到了极边之地乃至民族村寨,餐饮特色固然比较显著,但普适化问题就冒了出来,有人用黑乎乎、黏乎乎、油乎乎、酸乎乎来形容;也听到来自陕甘宁的穆斯林游客说,出门找地方吃饭是一大难题,主要是指清真餐馆不大好找。为何那么多游客对乡村旅游餐饮有所抱怨?原因主要是各地饮食口味、烹饪技法、调料使用、菜品风格等不同,而所供给游客的餐饮又不具有广普性、融合性。
出现这类的问题,不能怪罪游客“嘴巴刁”和偏好啥。就如调侃山东人出差,要带上煎饼和大葱;巴蜀人出门,一定要辣酱、火锅之类。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各地方,应该主动改进当地餐饮,使之相对广普化、普适化,让天南海北的游客吃得顺溜、觉得好吃,才能打破“当地人游当地”的市场樊笼,从而更好地多元化、远程化地吸引旅游客源。
乡村旅游餐饮如何去做提升,才能顺口+好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呢?我认为,大致可从下列方面着手:
一是做好游客用餐体验的调研。首先要知道游客喜欢吃什么、不太喜欢什么,这可从游客用餐时对菜品的选择看出;还要弄清楚游客的真实感觉,就是对具体菜品的口味感受与评价。这类情况,有的很容易搞清楚,有的则需要下一点功夫。20年前我到滇西北挂职,相对固定的去一家餐馆吃饭,发现素烧茄子的口味居然与北方差异很大,我问掌勺师傅是怎么炒的,他说就是常规炒法,欢迎我在炒菜时到灶间观摩,等我真的看了烹饪操作,发现他用了类似水稻的东西做调料,原来叫作“小茴香”,这便找出与我在北方所吃菜肴口味不同的主要“秘笈”。此外,还可到市县城的酒店去看一下,游客比较喜欢哪些菜品,可以考虑加以引进;乡村旅游餐厅也应有经过培训的厨师,不能仅是会少几道农家饭菜的婆姨。
二是处理好餐饮特色与广普关系。对中远程的游客而言,很多乡村菜肴可能未曾吃过,这就属于特色了;但饭菜有特色,未必就是适合与喜欢的。譬如,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餐饮,那是既有特色也很有营养的,但外地游客未必就习惯和喜欢,我在临夏州连续几天吃“手把肉”,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享受,但对饮食相对清淡的我来说,虽每餐仅吃一小块,连续几天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对不少游客来说,“特色”菜品或餐饮只能占一定比例,很难做到“有什么吃什么”。记得2000年,我去过一次海湾国家,承蒙招待了一顿阿拉伯餐,除了应该保持的就餐礼仪,真是难以下咽的感觉。
对于乡村旅游餐饮来说,提升品质应着重在广普上做文章,设法增加一些外地游客常吃的菜品和餐饮。如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主动转变和逐步提升。记得30年前去云南大理,旅游餐饮基本以当地口味为主,吃起来有一些“障碍感”;如今再前往大理旅游,觉得餐饮已经普适化,不论是千里迢迢的外地游客,还是不远万里前来的入境游客,都不会因餐饮风格问题而发愁了。
三是做好荤素搭配的古老命题。在乡村旅游的餐饮中,素菜占比不大是共性现象,这对约占半数的城市游客、中老年游客来说,是影响餐饮评价的主要问题。在我所体验的旅游餐饮中,不少时候素菜占比少于五分之一;前几个月,在乌兰察布某地吃自助餐,竟然没有一盘素菜,这样的一餐饭吃下去,必然是十分油腻、且营养不均的。当游客向服务主管提出来后,对方说真是忘记了,让服务员抓紧拌了一盘蔬菜沙拉。再是,不少地方习惯以熏肉、腌肉、腊肉入菜,这对平素以食用鲜肉为主的外地游客来说,便觉得每一道炒菜都有些异味;高原地区喜食酥油、牦牛肉,也让一些外地游客觉得不大适应;在滇西北和滇藏、川藏交界之地,有一种陈年放置的“琵琶猪”,生切一盘放在桌上,很多游客会望而生畏的。因此,适度增加蔬菜、素菜比例,有利于扩大游客餐饮时的选择性;如果绿叶菜在当地获取不易,也可蒸煮一些地瓜、芋头、玉米之类,也会降低餐饮成本。
四是把控好几个关键比例。乡村旅游目的地要缩小与客源地餐饮口味的差距,让游客吃得顺口一些,较为简便易行之法,就是搞好几方面的配比。其一,酸辣之比。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日常餐饮并不常吃酸辣;而在云贵川等地,吃酸吃辣则是家常便饭,甚至无酸辣就吃不下饭。要让游客接受当地餐饮,自然就要控制好酸辣比重,譬如一桌子的菜品,可否半数不酸不辣。其二,冷热搭配。在深秋到初春时节,即使滇黔桂的一些南方地区,如果冷菜凉饭占比较大,就餐环境又无暖气和空调,显然是不适于中老年和肠胃不好游客的。各地所采取的以火锅、炖锅上菜的方式,有必要的弥补作用,但对素菜、蔬菜来说未必很适合。其三。油腻把控。很多游客觉得乡村菜品过于油腻,既有炒菜放油多的问题,更多情况是所用原材料的肥肉太多,如一餐饭上有梅菜扣肉、粉蒸肉、炖猪脚等,固然显得“档次不低”,但也肯定是肥腻过度了。
便于游客尽量接受当地的餐饮,除了对一些比例、比重做好把控,让可选择的种类相对较多以外,再一重要对策就是对当地菜肴进行“适旅性”改造,如放的油、辣少一些,一旦这些做法成为“守则”和“要诀”,旅客的适应度和好评度自然就提升了。例如,有一些嗜好咖喱口味的人,以为到了东南亚便浸入美食之乡,可以顿顿饕餮饱食“咖喱大餐”,但常规情形则是仅吃了第一顿,便觉得再也不想吃了。为何?就因原来吃的咖喱饭菜是改造型的,顺应了很多人的口味;而今遇到原汁原味的,便觉得无法加以适应。乡村旅游餐饮品质的改善,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设法如何尽量顺应外来游客餐饮类型、口味、习惯、心态。
五是就餐环境应赏心悦目。饮食是旅游接待“六要素”之一,算是很重要对项目。对乡村旅游来说,适当讲究一下,包括用餐环境、使用餐具、卫生状况,都是在向品质旅游提升所做的努力。其一,餐具应配套成系、大小适中、干净光洁。乡村旅游接待户现在流行塑料密封的包装餐具,让人觉得不仅档次低、也不干净,还七大八小、有的边沿有残破,这虽是较小的细节,但如果经营者有些条件,就应下决心加以改善,去统一定制或选购餐具、洗碗机、消毒柜。其二,就餐方式应尽量舒适。由于城乡和地域的差异,就餐方式不大一样是正常的,但要尽量让客人觉得舒适,应尽量采用围桌坐立的就餐形式,而不是局促地坐在小板凳、木墩子上,蹲着、窝着、弯腰吃饭,桌子的台面尽量安装转盘,以免不便于夹取远处的菜肴。个别地方把就餐方式的“入乡随俗”当作特色,如果不是为了特意体验特色,这种意识是很不可取的;就像全球人的就餐方式千姿百态,一些国家或部落还以“下手抓”为主,如果也要外国游客去随其俗,那就是展现一种落后了。其三,就餐环境应清洁卫生。要有相对独立的就餐空间,尽量不要在墙角堆着杂物;室内和桌面不能有油污、油腻、油垢之感;不能有蚊蝇、蟑螂,噪音、异味。当然,如有刻意设计美化、生态化、园林化、非遗化的空间就餐,那将是一种美食+美景的情绪提升了。
以上所谈,是有关乡村旅游餐饮的一般情况。如有计划的品尝地域性的风味餐、民俗餐、非遗餐,如火塘餐、长街宴、手抓饭、杀猪饭、年夜饭之类,则应另当别论,不在此限。
对每位游客来说,都会有“尝个新鲜”、“吃个稀罕”的心理,这有助于丰富旅游行程、增加饮食文化体验;但毕竟不能拿这些当作日常饮食、一日三餐,如果让游客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异域饮食,一路都吃反常态、差异化的饭菜,那对很大比例的游客来说,将很难是一种口福性的享受,而是味觉上的虐待与责罚,这样的旅游也就更无品质之可言了。
因此,让多数游客觉得顺口、好吃,乃至享受、过瘾,才是乡村旅游餐饮所应追求的高品质境界。
【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