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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边角地”蝶变为街角幸福园 口袋公园如何可持续发展

　　口袋公园从城市“边角地”蝶变为街角幸福园 专家建言推进多元共治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从有了这个公园，下楼遛弯有了好去处，孙女有地玩，我累了也能坐会儿，特别方便。”6月1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四社区口袋公园，市民刘阿姨看着孙女在一旁荡秋千，脸上满是笑意。家门口的“小变化”，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小确幸”。

　　这座口袋公园位于昌平区中滩村北三街与太平庄东一路交叉路口，占地面积约5800平方米，整体设计注重全龄友好，既有适老化的休憩座椅，也有适幼化的游乐设施。

　　2022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知》提到，“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面积一般在4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2026年5月28日，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其中提到，“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利用城市闲置低效用地、边角剩余空间和附属绿地等，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

　　在受访专家看来，口袋公园精准切中了城市空间利用不足和居民刚性需求的痛点，已成为城市更新行动中的重要“新抓手”。口袋公园不仅仅是一个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个承载着社区温度、文化记忆和生态智慧的“微小社会单元”。它不仅是对城市“边角料”的物理改造，更是对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重塑。

　　边角焕绿赋能民生

　　2026年5月31日下午5点，《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西路和云景南大街路口的口袋公园，尽管太阳依旧刺眼，但这里十分热闹：沙坑角落里，一个小女孩戴着遮阳帽，正专注地挖沙子；滑梯区，孩子们排队滑滑梯，乐此不疲；树荫下，几位更小的小朋友正在和家长嬉戏。

　　家住隔壁小区的张先生是这里的“常客”，他笑着说：“我家孩子刚满3周岁，正是玩闹的时候。幸亏有楼下这个公园，滑滑梯、玩沙子、追小狗……孩子的能量在这消耗完，回家就能消停点。”

　　休闲休憩、儿童游戏、运动健身……据了解，口袋公园不止简单的绿化美化，还注重功能集成与品质提升，正从“颜值在线”向“功能全能”全面升级。

　　据公开报道，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灵响社区曾面临公共空间紧缺、环境脏乱等问题。在听取居民建议后，灵响社区在口袋公园建设中巧妙嵌入了快递货架、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等设施。如今，居民在饭后散步、日常休憩时，便能顺路完成快递取件、垃圾投放等生活琐事，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多个口袋公园安装了夜间照明、直饮水等设施，部分口袋公园还配备了智能充电座椅、遮阳避雨廊架。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告诉记者，口袋公园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利用城市建设过程中零散、闲置的“边角地”“夹心地”巧妙地“见缝插绿”，这种微更新策略，能用极小的成本激活这些“沉睡”的角落。

　　在曾刚看来，口袋公园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解决地域性“疑难杂症”的独特优势和为城市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一些城市社区因公共空间匮乏导致邻里纠纷、环境脏乱等问题，口袋公园能将这些“负资产”变为“幸福资产”。同时，许多口袋公园通过精巧的设计、艺术的氛围和文化的植入，并考虑全龄段人群的需求，比如为老人配备适老化设施、为儿童设置游乐区，处处体现着包容与温情。

　　持续考验管理智慧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设口袋公园5.4万余个。

　　但建起口袋公园，只是一个开始。

　　“部分口袋公园建成后，保洁、治安等管理压力陡增。比如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穿行，谁来管？设施出了问题，谁来修？花草遭到人为破坏，谁来劝？”采访中，有在绿化管理相关部门从事技术指导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街头24小时开放的公共空间，某些口袋公园的单位面积客流量甚至比大型公园都要高，管理起来难度较大。

　　对此，曾刚坦言，口袋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钱从哪来，钱到哪去”，是否可以探索出多元化的资金与运营机制，已成为能否将“千园之城”蓝图绘到底的关键。

　　在曾刚看来，部分口袋公园建成后，其日常的保洁、水电、绿化养护等费用保障不充分，正成为城市的“新负担”。尤其在区县层面，财政压力巨大，保障资金缺口明显。此外，口袋公园面积虽小，但周边环境复杂，其管理职责往往涉及园林、街道、社区等多个主体。职责界定不清容易形成管理盲区，出现问题后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市级财政资金是许多地区口袋公园建设的主要来源，城市更新补助等上级专项补助也为部分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现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曾刚说，比起一次性的建设投入，之后的运营与维护，更是对城市财政和管理智慧的持续考验。

　　多元共治长效提质

　　据了解，为破解口袋公园运营过程中“有绿无人、养护缺位、业态空置”等难题，一些地方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模式。曾刚介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的骉和园由区人大代表推动所在企业出资改造，实现了“企业出力、居民受益”。同时，整合全民健身、社区服务等多渠道社会事业资金，投入功能复合型口袋公园建设，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

　　在受访专家看来，口袋公园要想实现可持续运营，关键在于摆脱对财政拨款的“路径依赖”，构建一个能够自我造血的多元共赢生态。

　　“多地正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导入专业团队实现‘管养分离’，预留弹性空间，适度商业化，提升运营效率。同时，将经营权与社会资本分享，形成‘政府监管+资本运营’的格局。”曾刚说，此外，健全长效机制离不开政府、社会、市民的深度联动，比如上海曹家渡街道的“绿色合伙人”和“认养单位”模式，共同编织了共建共治的精细化管理网络。

　　曾刚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口袋公园健康发展。

　　一是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同步规划口袋公园空间，并将口袋公园深度编织进社区生活的网络，将其作为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核心节点，串联起绿地、慢行系统、文体设施与商业网点，实现空间网络与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同时，系统收集社区口述史、老物件，将地方文化符号融入设计，让公园成为“家门口的社区博物馆”和文化的微缩展厅，避免“千园一面”，力争做到“一园一品”。

　　二是多元筹资，长效机制。通过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模式，平衡建设运营压力，实现多方共赢。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巧妙植入咖啡车、文创市集等轻商业，或由企业通过冠名、认建认养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利用经营收入反哺公园的日常管护。设立“市民园长”“社区规划师”，鼓励居民或企业认养绿地，不仅能降低养护成本，还能激发“我的家园我负责”的主人翁精神。

　　三是智慧赋能，精细治理。借助技术的力量，让公园的运营更聪明、更高效、更贴心。全面普查城区闲置地、桥下空间等潜力用地，利用大数据为科学选址提供依据。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人口热力图精准分析空间盲区与需求热点，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开发小程序，让市民能“随手拍”反馈问题，实现即时发现、快速处理的精细化管理闭环。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忠杰看来，口袋公园的场地条件、规模大小、环境需求不尽相同，其设计不能一概而论。口袋公园最终要与人们的生活连接，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布局以满足生活需要，是其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口袋公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建设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参与公园选址、设计、建设和养护管理，共建共享美好环境。

　　记者手记

　　穿行于街巷之间，走访一座座悄然绽放的口袋公园后，记者最大的感触是：城市的美好升级，不仅体现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平整的主干道上，还藏匿于那些不起眼的街头巷尾、方寸角落。那些曾经被城市发展遗忘的角落，如今已悄然完成蝶变，化身为烟火氤氲、暖意融融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更新不再是文件里的宏大叙事，而是广大市民推门即享的日常生活。

　　走访中，记者见过清晨在林间凉亭伴着晨光哼唱老歌的老人，见过午后在运动场地挥洒汗水的年轻人，见过傍晚在游乐区肆意嬉闹的孩童。这些口袋公园没有大景区的喧嚣拥挤，只有家门口的从容与惬意。它们真正读懂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不追求宏大壮阔，只贴合日常烟火。老人需要的休憩落脚处、孩子需要的玩乐天地、居民需要的健身社交空间，都在方寸之间得以安放。

　　从随意闲置的城市边角，到精细打磨的民生空间，口袋公园的蝶变，本质上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过去城市建设侧重“大布局、大改造”，如今的城市更新，更讲究“微更新、精打磨”。摒弃大拆大建，依托现有空间因地制宜、见缝插绿，用最小的改造成本撬动最大的民生福祉，这正是城市治理精细化最生动的体现。

　　从粗放管护到精细共治、从无人问津的边角地到人人守护的幸福园，这些散落在城市中的绿色小天地，一点点补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短板，一寸寸温暖着市民的日常生活，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生活不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每一天推开家门就可以拥抱的烟火人间。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来源：法治日报

昨日相关部门更新研究成果“边角地”蝶变为街角幸福园 口袋公园如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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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口袋公园位于昌平区中滩村北三街与太平庄东一路交叉路口，占地面积约5800平方米，整体设计注重全龄友好，既有适老化的休憩座椅，也有适幼化的游乐设施。

　　2022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知》提到，“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面积一般在4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2026年5月28日，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其中提到，“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利用城市闲置低效用地、边角剩余空间和附属绿地等，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

　　在受访专家看来，口袋公园精准切中了城市空间利用不足和居民刚性需求的痛点，已成为城市更新行动中的重要“新抓手”。口袋公园不仅仅是一个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个承载着社区温度、文化记忆和生态智慧的“微小社会单元”。它不仅是对城市“边角料”的物理改造，更是对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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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公开报道，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灵响社区曾面临公共空间紧缺、环境脏乱等问题。在听取居民建议后，灵响社区在口袋公园建设中巧妙嵌入了快递货架、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等设施。如今，居民在饭后散步、日常休憩时，便能顺路完成快递取件、垃圾投放等生活琐事，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多个口袋公园安装了夜间照明、直饮水等设施，部分口袋公园还配备了智能充电座椅、遮阳避雨廊架。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告诉记者，口袋公园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利用城市建设过程中零散、闲置的“边角地”“夹心地”巧妙地“见缝插绿”，这种微更新策略，能用极小的成本激活这些“沉睡”的角落。

　　在曾刚看来，口袋公园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解决地域性“疑难杂症”的独特优势和为城市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一些城市社区因公共空间匮乏导致邻里纠纷、环境脏乱等问题，口袋公园能将这些“负资产”变为“幸福资产”。同时，许多口袋公园通过精巧的设计、艺术的氛围和文化的植入，并考虑全龄段人群的需求，比如为老人配备适老化设施、为儿童设置游乐区，处处体现着包容与温情。

　　持续考验管理智慧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设口袋公园5.4万余个。

　　但建起口袋公园，只是一个开始。

　　“部分口袋公园建成后，保洁、治安等管理压力陡增。比如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穿行，谁来管？设施出了问题，谁来修？花草遭到人为破坏，谁来劝？”采访中，有在绿化管理相关部门从事技术指导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街头24小时开放的公共空间，某些口袋公园的单位面积客流量甚至比大型公园都要高，管理起来难度较大。

　　对此，曾刚坦言，口袋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钱从哪来，钱到哪去”，是否可以探索出多元化的资金与运营机制，已成为能否将“千园之城”蓝图绘到底的关键。

　　在曾刚看来，部分口袋公园建成后，其日常的保洁、水电、绿化养护等费用保障不充分，正成为城市的“新负担”。尤其在区县层面，财政压力巨大，保障资金缺口明显。此外，口袋公园面积虽小，但周边环境复杂，其管理职责往往涉及园林、街道、社区等多个主体。职责界定不清容易形成管理盲区，出现问题后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市级财政资金是许多地区口袋公园建设的主要来源，城市更新补助等上级专项补助也为部分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现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曾刚说，比起一次性的建设投入，之后的运营与维护，更是对城市财政和管理智慧的持续考验。

　　多元共治长效提质

　　据了解，为破解口袋公园运营过程中“有绿无人、养护缺位、业态空置”等难题，一些地方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模式。曾刚介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的骉和园由区人大代表推动所在企业出资改造，实现了“企业出力、居民受益”。同时，整合全民健身、社区服务等多渠道社会事业资金，投入功能复合型口袋公园建设，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

　　在受访专家看来，口袋公园要想实现可持续运营，关键在于摆脱对财政拨款的“路径依赖”，构建一个能够自我造血的多元共赢生态。

　　“多地正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导入专业团队实现‘管养分离’，预留弹性空间，适度商业化，提升运营效率。同时，将经营权与社会资本分享，形成‘政府监管+资本运营’的格局。”曾刚说，此外，健全长效机制离不开政府、社会、市民的深度联动，比如上海曹家渡街道的“绿色合伙人”和“认养单位”模式，共同编织了共建共治的精细化管理网络。

　　曾刚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口袋公园健康发展。

　　一是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同步规划口袋公园空间，并将口袋公园深度编织进社区生活的网络，将其作为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核心节点，串联起绿地、慢行系统、文体设施与商业网点，实现空间网络与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同时，系统收集社区口述史、老物件，将地方文化符号融入设计，让公园成为“家门口的社区博物馆”和文化的微缩展厅，避免“千园一面”，力争做到“一园一品”。

　　二是多元筹资，长效机制。通过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模式，平衡建设运营压力，实现多方共赢。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巧妙植入咖啡车、文创市集等轻商业，或由企业通过冠名、认建认养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利用经营收入反哺公园的日常管护。设立“市民园长”“社区规划师”，鼓励居民或企业认养绿地，不仅能降低养护成本，还能激发“我的家园我负责”的主人翁精神。

　　三是智慧赋能，精细治理。借助技术的力量，让公园的运营更聪明、更高效、更贴心。全面普查城区闲置地、桥下空间等潜力用地，利用大数据为科学选址提供依据。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人口热力图精准分析空间盲区与需求热点，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开发小程序，让市民能“随手拍”反馈问题，实现即时发现、快速处理的精细化管理闭环。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忠杰看来，口袋公园的场地条件、规模大小、环境需求不尽相同，其设计不能一概而论。口袋公园最终要与人们的生活连接，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布局以满足生活需要，是其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口袋公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建设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参与公园选址、设计、建设和养护管理，共建共享美好环境。

　　记者手记

　　穿行于街巷之间，走访一座座悄然绽放的口袋公园后，记者最大的感触是：城市的美好升级，不仅体现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平整的主干道上，还藏匿于那些不起眼的街头巷尾、方寸角落。那些曾经被城市发展遗忘的角落，如今已悄然完成蝶变，化身为烟火氤氲、暖意融融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更新不再是文件里的宏大叙事，而是广大市民推门即享的日常生活。

　　走访中，记者见过清晨在林间凉亭伴着晨光哼唱老歌的老人，见过午后在运动场地挥洒汗水的年轻人，见过傍晚在游乐区肆意嬉闹的孩童。这些口袋公园没有大景区的喧嚣拥挤，只有家门口的从容与惬意。它们真正读懂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不追求宏大壮阔，只贴合日常烟火。老人需要的休憩落脚处、孩子需要的玩乐天地、居民需要的健身社交空间，都在方寸之间得以安放。

　　从随意闲置的城市边角，到精细打磨的民生空间，口袋公园的蝶变，本质上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过去城市建设侧重“大布局、大改造”，如今的城市更新，更讲究“微更新、精打磨”。摒弃大拆大建，依托现有空间因地制宜、见缝插绿，用最小的改造成本撬动最大的民生福祉，这正是城市治理精细化最生动的体现。

　　从粗放管护到精细共治、从无人问津的边角地到人人守护的幸福园，这些散落在城市中的绿色小天地，一点点补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短板，一寸寸温暖着市民的日常生活，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生活不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每一天推开家门就可以拥抱的烟火人间。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来源：法治日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导演毕赣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雪儿实习生马思洋

11月22日，导演毕赣的新电影《狂野时代》上映。这距离他2016年上映的《路边野餐》，正好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很多变化。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超过该年内地电影市场的总规模。与此同时，毕赣仍然在坚持做一个“小众”的艺术电影导演，一如十年前。

“很多人问我说，你拍电影，但现在观众越来越少，电影行业不好。我的回答都很简单，拍电影是因为喜欢电影。”毕赣说，十年间，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节奏——不追逐热点，不频繁露面，投入生活。

这位青年导演家境普通，妈妈开理发店，奶奶开麻将馆，爸爸是个司机。在26岁时，他导演了《路边野餐》。凭借这部在亲人、老师和朋友的资助下完成的影片，他在33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3个奖项。

就在几个月前，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坚持要设立一个奖项给他的新作《狂野时代》，她说它打开了一场梦，你需要去猜想它的意义。“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没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打破语言屏障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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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的电影具有极强的作者主观性，他擅长把现实、幻觉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复杂的长镜头和诗歌一般的对白是他的标志，他形容自己的电影是把无数的拼图扔给观众，靠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拼凑出一种可以共通的情感。十年间的三部电影标记着他与时间、记忆、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对话。

《路边野餐》的拍摄地，是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1989年，他出生在这里。毕赣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爱听故事的小孩”。每到亲戚家，他就会拉着人讲故事，而故事最后常常以鬼故事收尾。这让他很早就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讲述视角。

他从小跟奶奶长大，奶奶在生活上要求严格，但在精神世界上从不限制他，“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从来不会考虑应该遵循什么规律。”

妈妈开的理发店距离奶奶家很近，成为毕赣观察人的另一个通道。理发店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闲聊的环境培养了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普通人看似平淡的对话中，毕赣能够捕捉到他们生活中的诗意时刻。《路边野餐》让他成名后，有个表哥忽然开始和他聊艺术，提到路遥书中“一个人花了自己的一生买了一头牛”的情节，觉得特别感动。“那一下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他的诗意是绽放式的，他绽放完了可能就要回到他的轨迹上，而我因为幸运，所以可以不断地触发这些灵感。”

读大学时，他只想离家远点。在那之前，他没出过贵州，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贵阳。后来，他选择去要坐24个小时绿皮火车才能抵达的太原读电视编导专业，没想过当电影导演，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回当地的电视台工作。

山西传媒学院教师丁建国是毕赣的大学老师，也是《路边野餐》重要的投资人之一，丁建国仍然能回忆起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学生，早早开始在影片中表达某些终极议题——关于人的存在、时间与梦。

那时丁建国组织学生作业集中放映，毕赣的影片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在同学们拍摄故事多是校园生活时，毕赣已经用打散的时间线讲人的孤独，讲他对空间的感知——学校里有人欣赏，也有人说“不懂”。

后来在交流中，丁建国才知道，初中时，毕赣就开始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理由很简单——小城的书店里就摆着那些书。毕赣说，“说实话那时也看不懂，现在也未必真懂”，但这些哲学的书籍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想找到那些哲学命题的答案，“最后找到了艺术这个途径”。

在那家书店里，毕赣还读了《白鹿原》《挪威的森林》，以及张爱玲的书等，这家小城里的书店成为了他创作最重要的启蒙地。

后来，一位同学给了他一本《书城》杂志——“如果我唱它就是一首歌，如果我不唱它就是一首诗。”书里汤姆·维茨的这句歌词让他震撼，奶奶随后为他订阅了《书城》。

他开始写小说，初中时，受到港台流行歌词的影响，写了一些类似诗歌的文字。

在高中时，毕赣有个同桌，两人经常比赛写故事。“有一期写的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写的是一条河，河里面有个河神，然后河神和上面放的祝愿的灯产生了爱情。"

直到今天，当有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始终有保持“小众”电影的勇气，他直接反驳：“需要勇气的前提是害怕。但我不害怕成为一名非主流的艺术片导演，所以我不需要用勇气来保持小众。”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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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电影的评论区，有人会直接评价不懂，有人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思。

他说，自己的电影启蒙来自“周星驰”，也曾“看不懂”一些艺术电影。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这位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是很多学电影学的学生第一次“看睡着”的电影。

毕赣为了批评这部电影，强迫自己每天看一小段，花了半个月才看完，最后一天看完，他突然找到了电影美感是什么，但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对话。

在大学时，他写诗，也念给丁建国听。丁建国任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习”，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挂科，拿到毕业证。”

大学时光，他总共看了5000多部电影。毕赣说，自己后来习惯用长镜头表达和打游戏相关，因为游戏多数是“第一视角，一镜到底”

在丁建国看来，毕赣或许从那个时候就建立了自己对电影的审美。

大二时，他用姑妈给的一万元拍摄了第一部作品《老虎》。毕赣带着4个同学回到凯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最终完成的《老虎》一半素材没有声音，到处穿帮，他迷茫过，“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毕业后，毕赣和录音师在贵阳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很快以倒闭告终。他们搬进毛坯房，拍出了《金刚经》，并在国内的一些影展上获奖。与此同时，家人希望他找份稳定工作。

“他后来考了爆破员证，想去炸山。”丁建国回忆道。看到自己眼中"天分最高的学生"可能荒废才华，他前往凯里与毕赣父母沟通。

丁建国把毕赣接回太原，租房让他专心写剧本，拿着他的诗集，到处找投资，但当时没有投资方愿意给这样一个年轻人机会。

但丁建国觉得，《路边野餐》必须要开始拍了——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欲。丁建国描述那时的拍摄条件，“组里二十几个人租民居，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没钱住酒店”“拍摄设备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经费紧张时，丁建国一点一点地支持。后来毕赣母亲也出资2万元支持。

《路边野餐》粗剪完成后，才有影视公司找到他们，愿意追加投资。而后，才开始了毕赣看似“一帆风顺”的职业导演生涯。

如今的毕赣回顾二十岁出头那段日子，并不觉得自己是“义无反顾”地拍电影。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考虑赚钱和生存。奶奶曾为他找好工厂的工作，姑妈安排他去车站上班，但真要去报到时，他还是选择离开。

拍电影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意识到，人生很长，“要什么”可以慢慢寻找，但“不要什么”必须坚决。

如今丁建国仍然在大学教书，他看到不少有天分的学生，也犹豫是否该像挽留毕赣那样挽留这些学生，他总要让这些学生先能生存，“哪怕未来再回来拍电影”。

毕赣在大学时期曾差点放弃拍电影，但他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去面对失败，“我也每天很害怕，很担忧，但失败了以后要再来一次，因为我的目的是拍好电影。”

2018年完成《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才开始理解“电影工业”，“规矩地拍”。

谈及与前作的区别，毕赣形容“野餐”好像一颗好宝石没有被打磨，但“地球”像用很好的工艺手段，把一颗没那么昂贵的宝石变成一个好的宝石的样子。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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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他说，自己想讲的话在电影里已经讲完了。此后，他7年没有再拍长片。

这7年间，毕赣拍了一个广告，为一个猫粮品牌，拍了7天，准备了3个月，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毕赣开玩笑，他靠赚零花钱，非常少的成本维持着团队的运转。

“突然有一天，我想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谈及新作《狂野时代》的创作契机，毕赣说，他逐渐意识到世界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下，艺术与人心灵的距离正在拉近，“在平静的年代，艺术可能更多承担的是美的功能。”

《狂野时代》是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用线性的时间叙述，而是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加上意识，构建了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篇章，“人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感官建立的”，但毕赣对当代人生活状态的观察是：“试着三五天不碰手机，你会自我感知到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他认为，现代人最可怕的不是虚无，而是“参与感弱化”，“信息繁殖到一定程度，真伪已难以分辨，人们也不再关心真假。信息成了主观情绪的宣泄载体，这是很可怕的。”

有人说，毕赣选择用易烊千玺做新片主角，是一次冒险又大胆的选择。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演员，和一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片导演，看起来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多年来，他一直在回应这样的担心——艺术片导演一旦和商业走得太近，就容易失去自我。毕赣并不回避选择“明星演员”所能带来的好处，“一个演员有号召力，并且有演技，就会被很多项目作为最优选。”

面对过去十年电影市场的变化，毕赣表示创作逻辑始终未变，“拍电影只是因为我喜欢拍电影”，电影行业目前处于调整期，关键是思考“拍什么”和“看什么”的问题。

他说，简单地做电影，“电影再复杂，核心仍是朴实的情感。”【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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