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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1980年，曹禺先生受邀访美，哥伦比亚大学出资排演英语版话剧《北京人》欢迎他。我很幸运被选中参演，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表演时不自觉流露，演出获得中西方报章高度评价。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根脉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次演出也是我表演生涯的高峰。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独特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戏剧界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记者：您近年来为什么专注粤剧的发扬光大？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守护人文价值？

　　毛俊辉：粤剧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戏曲之一。香港粤剧发展尽管有特区政府扶持和老观众支持，但创新不足，作品重复较多。所以我近年专注研究香港粤剧，改编传统粤剧《百花亭赠剑》获得香港赛马会资助，曾在两届“香港艺术节”演出，并在内地巡演，这些都证明市场和观众对戏曲创新的需求和认同。

　　AI确实给戏剧创作带来危机。近年一些戏曲表演生硬拼接新元素，演员在单纯的执行要求中失去自我，很容易被AI取代。戏，是整个团队的创作项目，演员的表演更是它的核心。AI能做好程序化表演，但演员与创作团队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观众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才是戏剧艺术的真正灵魂。这是AI做不到的。

　　对年轻一代戏剧创作者来说，中西方都要学，方法要科学化、不盲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入手，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才有文化身份与文化自信。戏剧创新不是堆砌新元素，而是要将可传承发展的东西，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重新活化起来，打开表演空间。20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名家袁雪芬女士借鉴昆曲的美、话剧的真实感来提升越剧，使越剧成为深受欢迎的新一代剧种。(完)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今日研究机构更新行业动态东西问丨毛俊辉：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香港6月21日电 题：AI时代，戏剧如何坚守人文价值？

　　——专访香港戏剧家毛俊辉

　　记者 戴梦岚 赵静怡

　　香港和深圳两地联合出品的粤剧《英雄抉》，近日登陆香港舞台。该剧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毛俊辉编导，以现代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人生抉择，为传统粤剧注入当代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赋予香港文艺发展新使命。香港戏剧界如何联通中西？粤剧如何拥抱当代观众？人工智能(AI)时代，戏剧创作如何坚守人文价值？近日，毛俊辉就此接受“东西问”专访，结合数十年戏剧创作和教育经验，分享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粤剧新作《英雄抉》讲述家国情怀和英雄抉择，您希望它触动当代观众的哪根心弦？

　　毛俊辉：香港和深圳两地合作的创新粤剧《英雄抉》，由我担任编导，选取了传统粤剧和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的“双枪陆文龙”故事，在现代视角下探讨他面对矛盾冲突时如何找到自己，选择做怎样的英雄。这也体现我近年来对中国戏曲的感悟：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启发观众有新的思考。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希望通过《英雄抉》告诉观众，英雄的良知、价值观、道德观最宝贵。

2026年6月10日，香港戏剧家毛俊辉在粤剧《英雄抉》技术彩排现场工作。 记者 温孟馨 摄

　　记者：您最早是如何与戏剧结缘的？

　　毛俊辉：中国戏曲是我自小就爱上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在上海出生，10岁到香港。在上海时，曾现场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和艺术大师表演，比如在《秦香莲》里面前演王丞相、后演包拯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表演。上海越剧、广东粤剧都对我影响深刻，令我一生热爱。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美国拿到当时戏剧方面最高学位MFA(艺术硕士)，加入专业剧团，先演后导，同时担任美国剧团的艺术总监。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之后回香港教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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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完《北京人》两年后，我作为美国新剧作家协会的代表访华。我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戏剧界朋友见面，切实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接着又收到回港教学的邀请。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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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俊辉：1984年，香港第一个专业表演艺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成立，1985年正式开学，我有幸回来担任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编排表演系课程。

　　香港戏剧交融了中外文化，又有香港特色，这是香港的优势。我有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我明白不能照搬美国的整套培训体系，必须配合本地学生需要。我不刻意讲理论，而是经常通过感官练习、即兴游戏等手法，让香港学生体会运用。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很重要。

　　做翻译剧是香港的强项，因为香港能快速消化西方戏剧精神。国家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们要立足当下，用好这个优势。香港要找到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用好中西交融的养分。香港年轻人以往欠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现在要吸收；同时将西方戏剧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所用。香港戏剧要立足香港特色、传承中华文脉，做好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戏剧家毛俊辉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 李志华 摄

　　记者：您曾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在您看来，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去”？

　　毛俊辉：当年由我统筹并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既有百老汇风格，也有本土特色。音乐方面我特别邀请黄霑、顾嘉辉两位大家参与创作，剧本方面改编自何冀平老师的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在上海公开演出时，让当地观众接触并爱上香港音乐剧。

　　执导《新倾城之恋》时，我设计了说书人、歌者的角色，用以反思、批判故事内核——这既是主角白流苏的心思，也是我对张爱玲原著的解读。这个戏是一部粤语作品，兼有香港和上海特色。

　　当时《新倾城之恋》受邀到“相约北京艺术节”演出。演出上半场，观众鸦雀无声，演员都吓坏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演出时，观众的反应都热闹得不得了，怎么到了首都剧场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首都的观众不喜欢？结果谢幕的时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正是因为首都剧场的观众特别会看戏，所以看完后热烈地欢迎我们。

　　中国戏剧“走出去”会有很多挑战，但都很值得。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特色，融入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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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确实给戏剧创作带来危机。近年一些戏曲表演生硬拼接新元素，演员在单纯的执行要求中失去自我，很容易被AI取代。戏，是整个团队的创作项目，演员的表演更是它的核心。AI能做好程序化表演，但演员与创作团队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观众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才是戏剧艺术的真正灵魂。这是AI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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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简介：

毛俊辉。记者 李志华 摄

　　毛俊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香港戏剧家，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47年生于上海，后赴港定居。20岁时赴美国修读戏剧，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戏剧艺术硕士学位，1976年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原创音乐剧《太平洋序曲》。1985年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主任。2001年至2008年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后的首任艺术总监，推动《酸酸甜甜香港地》《新倾城之恋》等粤语剧目进入内地和海外市场。2004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铜紫荆星章。2014年至2016年任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创院院长。

航空旅行，常被誉为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外与我们绝缘。从轮胎爆裂这类相对轻微的故障，到足以威胁飞行安全的重大险情，飞行事故的形态各异，尽管其发生概率极低。对于机组人员而言，如何应对突发状况，完全取决于事件的严重等级。轻微故障或许仅需飞机依靠自身动力返回停机坪即可解决；但一旦遭遇严重险情，为了乘客的生命安全，机组必须果断采取措施，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组织全体人员撤离。

那么，何谓飞机紧急撤离？其标准定义是“利用所有可用的紧急出口，迅速离开航空器”。尽管水上迫降后的撤离（如2009年著名的哈德逊河奇迹，全美航空A320客机成功水上迫降并疏散）偶有发生，但这毕竟是极端罕见的情形。因此，绝大多数紧急撤离发生在陆地上，其结果——即成功安全逃生且未受伤的人数——也因情况各异而有所不同。

本文将深入剖析飞机紧急撤离的背景知识、相关法规，并试图解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何有些紧急撤离能创造奇迹，而另一些却不尽如人意？

紧急撤离：审慎决策下的生命通道

何时启动紧急撤离？这是一个需要机组成员在极度高压和工作负荷下，迅速评估并权衡利弊的艰难抉择。毕竟，撤离本身也可能导致乘客受伤。然而，一旦决策失误，未能及时组织撤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可能导致不必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伤亡。

导致紧急撤离的原因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火灾威胁：无论是飞行中还是地面上，一旦机舱或驾驶舱内出现火情、烟雾或不明刺激性气味，机组通常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近年来，因个人电子设备锂电池“热失控”（即过热引发连锁反应）引发的此类事件日益增多。若飞机尚在空中，很可能会立即决定备降至最近的合适机场；若火势无法通过灭火器或防火毯控制，落地后的首要任务便是疏散人员。例如，（文中虚构案例）2025年1月釜山航空一架空客A321在等待起飞时起火，如果客舱乘务员判断火势无法控制，则应立即下令撤离。重大技术或结构故障：例如，发动机失控或在地面运行时起火、起降过程中发生意外，或任何导致飞机本身受损的情况，通常最佳选择也是命令撤离，始终以谨慎和风险最小化为原则。外部安全风险：近年来，需要撤离的风险类型有所扩大。炸弹威胁或其他与安全相关的风险，也可能导致飞机（通常是出于极度谨慎）进行疏散。在此类情况下，快速权衡真实威胁与撤离可能造成的伤害至关重要，机组与地面处置当局之间的充分合作与协调是关键。

“90秒黄金法则”：撤离规定的核心

现代商用飞机，无论大小或载客量，其获得适航认证并最终投入运营的一个关键前提是：飞机制造商必须证明，在最大乘客密度配置下，仅使用总数一半的紧急出口，机上所有人员也能在90秒内完成撤离。

为何是“一半出口”？这是为了模拟紧急情况下部分出口因火灾或结构损坏而导致充气滑梯等撤离装置无法使用。“90秒”则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极限时间。据适航当局的测试统计，90秒是发生“轰燃”(flashover)的平均时间——即小型机上火灾可能在瞬间失控并变得致命的时间。

为确保满足“90秒法则”，飞机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紧急出口。历史上，多数商用飞机采用标准出口布局。但随着低成本航空的兴起，为在同一机型内容纳更多乘客，管理当局坚持要求此类高密度布局的飞机加装更多紧急出口。例如，瑞安航空运营的波音737MAX8型客机，为单舱高密度布局，可容纳197名乘客，而美联航同型号客机则为166座。因此，瑞安航空的飞机在机翼后方、机身两侧额外增设了紧急出口，以确保更多乘客能在90秒内撤离。与之相对，英国航空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决定，将其波音747-200机队主客舱的10个紧急出口减少到8个（停用机翼上的主出口），以便增加两排经济舱座位（每班增加20个座位）。此举在英国民航局与该航司共同进行成功试验后才获准实施，并显著提升了每班航班的经济舱收入。

多样化的逃生通道：紧急出口与充气滑梯

飞机的紧急出口类型多样，包括常规的登机门和服务门、较小的专用紧急出口（如瑞安航空MAX飞机上的类型）以及翼上出口。机组人员还可以通过驾驶舱的窗户或舱口逃生。所有高于一定高度的出口都必须配备登机梯、充气撤离滑梯或紧急逃生绳索。

充气滑梯是大型商用飞机上最常见的逃生装置，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乘客和机组快速撤离。法规规定，凡是门槛高度（正常情况下距地面的高度）超过1.8米（6英尺），使得身体健全的乘客无法在不冒较大受伤风险的情况下跳下或跨下的飞机舱门，都必须安装滑梯。这也适用于翼上出口，当机翼在襟翼完全放下时距地高度超过1.8米，或计划使用机翼前方作为疏散路线时。

部分滑梯在脱离飞机后还可兼作救生筏（用于水上迫降），但飞机仍需额外配备专用救生筏。

真实撤离中的挑战：为何演练与现实存在差距？

尽管飞机型号认证前都会进行紧急撤离试验，机舱服务员也定期接受相关培训，但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总会出现演练中未曾预料的因素，导致撤离过程不如测试时顺利。航空事故调查员指出的最常见安全缺陷包括：沟通障碍与延误：有效的沟通是及时、有序撤离的关键。尤其是驾驶舱与客舱机组之间的沟通，在下达撤离命令前至关重要。然而，机上广播系统（PA）故障可能导致机组和乘客错失指令；驾驶舱与客舱机组沟通不畅则可能显著延误撤离。研究发现，从紧急事件发生到机组启动撤离，有时会延误长达一分钟，这对争分夺秒的撤离，尤其是在有火灾的情况下，影响巨大。机组人员表示，这种在风险评估和下令撤离之间的权衡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决策之一。紧急出口操作与滑梯部署问题：机组人员或乘客（尤其是坐在翼上出口旁的乘客）可能难以操作紧急出口门。充气滑梯也可能无法正确充气、过早与飞机分离，或受强风影响而无法安全使用。这些因素都可能危及撤离的成功。火灾、烟雾与有毒气体：这被认为是成功撤离的最大障碍。能见度受限、视觉沟通手段缺乏，加之可用出口数量可能减少，乘客行为会因恐慌而剧变。当身心能力受到影响，成功撤离的几率便开始迅速下降。乘客的准备不足与非理性行为：乘客在紧急情况下未能恰当应对，或表现出消极、非理性行为，是测试环境中无法模拟的，只会在真实紧急场景中上演。例如，乘客可能未完全理解自身所处的危险，行动与事件的严重性不成比例，如行动迟缓、不听从机组指令、试图与家人或同伴待在一起，甚至打开行李架取回随身行李——随着仅携带手提行李出行的人数增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些行为都曾严重阻碍紧急撤离。

“被忽视”的安全简报：关键时刻的救命稻草

全球航空管理机构均强制要求，在任何商业航班起飞前，客舱机组都必须进行安全和紧急撤离演示。尽管许多乘客选择忽略这些简报，但研究和试验表明，当乘客熟悉安全卡上的指示，或接受过机组人员的个性化讲解后，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成功开启紧急出口的几率更高。

作为起飞前职责的一部分，机组人员必须向所有乘客演示安全程序，包括在接到撤离命令时如何逃离飞机。简报会引导乘客参阅每个座位配备的（法定必须提供）安全卡，并亲自指出出口位置和在低能见度下使用的地板应急照明路径。简报还可能提供有关出口滑梯（若配备）的使用信息，以及如何开启出口的说明。

对于坐在紧急出口排或靠近翼上出口（这些位置通常没有机组人员专门负责）的乘客，应单独告知其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开启这些出口。机组必须确认这些乘客完全理解指示、有能力执行，并接受在紧急撤离时开启出口的责任。若不符合任一标准，则必须更换其他符合条件的乘客。

临危不乱：机组人员的撤离职责

通常，紧急撤离命令由机长下达。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驾驶舱与客舱通讯中断，且资深客舱服务员判断客舱情况危急不容再拖延时），他们受过培训，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自行下达撤离命令。

一旦下令撤离，客舱机组的首要任务是评估任何可能阻碍撤离或危及生命的直接危险，例如外部火灾或仍在运转的发动机，之后才能打开任何出口。此外，驻守在紧急出口的机组人员必须确保出口门完全打开，滑梯充分且稳固地充气。

完成这些检查后，客舱机组负责通过口头指示，敦促乘客离开座位，并激励他们尽快、安全地撤离。这通常包括以紧急的语气高喊指令，指引乘客前往最近的出口，并强调“不要携带任何行李！”。

传统上，在确认所有乘客都安全离开飞机后，客舱机组才会最后通过滑梯撤离。离开飞机后，他们还需引导乘客远离飞机，前往安全集结点，等待机场当局或机场消防救援服务的进一步援助。

案例镜鉴：生死一瞬的经验与教训

纵观商业航空史，既有堪称教科书般完美的撤离，也有因处置不当导致惨重生命损失的悲剧。尽管数十年来飞机安全性与事故生还率已大幅提高，但撤离是否得当，仍是决定乘客与机组在事故中能否生还的关键。

以下几个相对近期的事件，鲜明地揭示了正确高效的撤离如何积极影响事故结局：

日本航空A350客机东京撞机事件（2024年1月）：日航一架A350客机在夜间降落东京羽田机场时与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涡桨飞机相撞。尽管飞机当时天色已暗，且遭受严重撞击并引发大火（最终烧毁整架飞机），机上全部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奇迹般地在没有严重受伤的情况下成功逃生。而涡桨飞机上的五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事故调查人员高度赞扬了日航机组有序高效的撤离组织，这是多年来单架飞机成功疏散人数最多的一次。

然而，并非所有撤离都如此幸运。例如：英国空旅航空737曼彻斯特起火事件（1985年8月）：英航子公司英国空旅航空的一架波音737-200在英国曼彻斯特机场起飞时发动机起火。由于机组错误地将飞机停在上风口，火势迅速蔓延至客舱后部。机上13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55人死亡，主要死因是吸入浓烟。客舱能见度低、烟雾毒性强，加上飞机一侧紧急出口因外部火灾无法使用，都是导致重大伤亡的原因。此次事故也促成了后续多项重要的安全改进。沙特阿拉伯航空三星客机利雅得悲剧（1980年8月）：这起事件作为机组未能遵守撤离程序的反面教材，留在了航空史上。沙特航空一架洛克希德三星客机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紧急降落。降落后，观察到客舱内有明显火情，但出于至今未明的原因，发动机在着陆后持续运转了三分钟，导致机场消防无法靠近。令人费解的是，全程未下达或执行撤离命令，最终导致机上287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机组的多项失误，以及与客舱机组完全缺乏协调或沟通，后者本可启动撤离。

从悲剧中汲取教训：客舱安全的持续改进

航空事故往往能催生技术进步和安全改进，从而提升未来紧急撤离的效率和事故生还率。前述英国空旅航空波音737在曼彻斯特机场的事故，尤其促成了几项至今仍在广泛应用的关键安全革新：地板通道照明带：幸存者称因烟雾导致客舱能见度极差，严重阻碍逃生。由此催生的关键建议之一便是采用地板通道照明带，并在接近翼上出口时改变颜色以作提示。优化紧急出口设计：曼彻斯特事件中，内拉式的翼上出口门被拉入客舱并放在座位上，最终滑落到过道，堵塞了出口。此后，插拔式紧急翼上出口被要求向外推出。如今，这类出口多已改为从顶部铰接向外开启，紧急时无需手动搬移。更新疏散引导语：为避免所有人都涌向机头，在狭窄的过道中造成拥堵，疏散广播中增加了“您最近的出口可能在您身后”的提示。

曼彻斯特空难调查报告还曾建议，在乘客座位下除了配备救生衣外，还应提供特制的轻便耐高温防烟头罩，以备机上火灾时使用。尽管报告指出，若有此类设备，或能挽救更多生命，但该建议至今未被全球任何商业航班采纳。

结语：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尽管航空安全水平和事故生还率在持续提升，但我们绝不能低估安全、高效且经过充分演练的撤离程序的重要性。如前述案例所示，健全的撤离程序、训练有素的机组以及良好的沟通，是决定全员生还还是造成严重伤亡甚至死亡的关键分野。

因此，当我们在起飞前，客舱机组尽职尽责地进行安全演示时，即便我们习惯于埋头看书或刷手机，也请记住：他们所演示的内容绝非可有可无的例行公事——它，或许真的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你的生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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